於是喬治-羅納把寫好的罵人的信撕掉了，另寫了一封，信上說：“你本不需要秘書，即便在在這種情況下，你仍然不嫌麻煩地給我回信，我真的非常感謝你。非常抱歉，我將貴公司的業務弄錯。我之所以寫信給你，是因為我聽說你是這一行的領導人物。信上有很多語法錯誤，我覺得很慚愧，也很難過。為了改正錯誤，我一定會更努力地學習瑞典文，謝謝你幫助我走上改進的道路。”
幾天後，喬治-羅納又收到回信，對方邀請羅納過去。羅納去了，得到了一份工作，喬治-羅納由此發現“溫和的回答能消除怒氣”。
也許，我們不能像聖人一樣去愛我們的仇人，可是為了自己的健康和快樂，我們至少要原諒他們，忘記他們，這樣做才是明智的。有一次我問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兒子約翰，他父親會不會一直懷恨別人。“不會，”他回答，“我爸爸從來不浪費時間去想那些他不喜歡的人。”
有句老話說的好：不能生氣的人是笨蛋，而不去生氣的人才是智者。
這也是前紐約州長威廉-蓋諾抱定的政策。他先是被一份內幕小報攻擊得體無完膚，之後又被一個瘋子打了一槍差點送命。當他躺在醫院掙紮的時候，他說：“每天晚上我都原諒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這樣做是不是太理想主義了呢？是不是太輕鬆、太好了呢？如果是的話，就來看看那位偉大的德國哲學家，也就是《悲觀論》的作者叔本華的理論。他認為生命就是一種毫無價值而又痛苦的冒險，當他走過的時候似乎全身都散發著痛苦，可是在絕望深處，叔本華叫道：“如果可能的話，不應該對任何人有怨恨的心理。”
有一次，我拜訪伯納-巴魯屈——曾經做過六位總統的顧問：威爾遜、哈定、柯立芝、胡佛、羅斯福和杜魯門——我問他會不會因為受到攻擊而難過？“沒有一個人能夠羞辱或是幹擾我，”他回答說，“我不讓他們這樣做。”
也沒有任何人能夠羞辱或是困擾你我——除非我們自己允許。
“棍棒能打斷我的骨頭，可是言語永遠也不能傷害我。”
我常常站在加拿大傑斯帕國家公園裏，仰望那座可算是西方最美麗的山峰。這座山是以伊笛絲-卡薇爾的名字命名的，紀念那個被德軍行刑隊槍斃的護士，她在1915年10月12日像個聖人一樣慷慨赴死。她犯了什麼罪呢？就是她不僅在比利時的家裏收容和看護了很多受傷的法國、英國士兵，還協助他們逃到荷蘭。在十月的那天早晨，一位英國教士走進她的牢房為她做臨終祈禱的時候，伊笛絲-卡薇爾說了兩句不朽的話語，後來被刻在了紀念碑上：“我知道隻有愛國是不夠的，我不應該對任何人抱有敵意和怨恨。”四年之後，她的遺體轉送到英國，在西敏寺大教堂舉行了安葬大典。我在倫敦住過一年，我常常到國立肖像畫廊的對麵去看伊笛絲-卡薇爾的雕像，同時朗讀她這兩句不朽的名言：“我知道隻有愛國是不夠的，我不應該對任何人抱有敵意和怨恨。”
有一個方法能夠忘記和原諒那些誤解和敵對自己的人，這個就是讓自己去做一些超出能力以外的事情，這樣我們碰到的侮辱和敵意就無關重要了。因為我們沒有精神去計較理想之外的事了。舉個例子來說，在1918年，密西西比州鬆樹林裏發生了一件極富戲劇性的事情，這裏差點引發了一次火刑。勞倫斯-瓊斯，這位黑人講師，差點就被燒死了。幾年前，我曾經去過勞倫斯-瓊斯創建的一所學校，還對全體學生做了一次演說，那所學校在今天可算是遠近聞名了，可是我要說的這件事情發生在很早以前。在一戰期間，在人的感情很容易衝動的時候，密西西比州中部流傳著一些謠言，說德國人正在唆使黑人起來叛變。那個要被燒死的勞倫斯-瓊斯就是黑人，有人控告他激起族人的叛變。一大群白人在教堂的外麵聽見勞倫斯-瓊斯對他的聽眾大聲地喊著，“生命，就是一場戰鬥！每一個黑人都要穿上他的盔甲，以戰鬥來求生存，以戰鬥求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