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說到高文化在百家岩寺前給周公和孔子講說，從古代講到現代，提出了獨立和自由的種子為什麼一直不發芽的問題，又拉出了儒家文化，把孔子也嚇了一跳。不過，還好，高文化把儒家文化分成先秦儒學和後儒家文化，似乎比較客觀了一些，不是一棍子打倒一大片了。當然把孔子也從尷尬中解救了出來。隻聽高文化說道，獨立和自由的第一次提出是民國時期陳寅恪先生提出來的。他在1929年首次在紀念王國維碑銘中提出來之後就有了很大的振動，那年恰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第十年。所以可以這麼說，獨立和自由是新文化運動之後的產物，沒有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獨立和自由的突破，哪怕再過五百年、一千年也不可能，原因就是中國舊文化的束縛，中國舊文化就是後儒家文化。所以我說，不打破後儒家文化這個繭就不可能誕生獨立和自由。
陳老先生提出的原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人說這已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和價值取向，而且一定會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那麼什麼時候理想能夠實現呢？這是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要想知道什麼時候理想能實現，首先要知道為什麼提出近一百年了卻仍沒實現的原因。
有人定義中國的後儒家文化（也有人概而總之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那是不確切的）是叫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專製主義，也就是說專製主義就是束縛人們思想的枷鎖，所以中國曆史幾千年都沒有人能提出獨立和自由的概念，哪怕《周易》裏隱含有也是枉然。但是在西學東漸之後，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才有陳寅恪老先生率先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誌”的形式提出來，但是提出來就能很快實現嗎？不能，因為枷鎖雖然被打破但仍然存在。用佛教語言來說也叫做人們心裏仍然有執，如何破這個執是問題的關鍵。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永無止境的事。幾千年的慣性一朝一夕就會沒有了嗎？不會，絕對不會。所以枷鎖的存在就是問題的根本。
據記載，五十年代初中國科學院決定增設兩個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廣州，邀請陳寅恪先生出任第二曆史研究所，也就是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當時早已失明的陳寅恪親自口授了一封複信，其中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看看，陳老先生在學術領域為了爭取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都需要有這種堅定的信念和決心，何況在所有中國人的意識領域裏普及這種精神呢？需要多大的定力就可想而知了。
還有,號稱中國國學正宗的儒學，自宋以後，與佛、道混合，越來越傾向於談“性”說“心”。到近代的所謂新儒家更侈談心性，簡直是“以為非此不足以為孔孟之徒”。然而,陳老先生三十年代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即已明確指出：“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最深最巨者,實在製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麵。”四十年代，他又在《隋唐製度淵源略稿》中說：“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建晉室，統製中國，其所製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曆代所因襲，北魏政律複采用之。輾轉蛻嬗，經由齊隋，以至於唐，實為華夏刑統不二之正統。”
看看，無論從思想領域，還是意識形態，還是社會結構，一語道破了中國兩千年來儒法合流的思想正統。
問題已找出，根源已顯露，如何在人們意識形態上徹底破枷毀鎖就是擺在我們麵前的現實問題了。理論已無需做更多的解釋和討論了。陳老先生提出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在中國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堅持這一原則，乃是大師留給我們最可寶貴的精神遺產。我們應該繼承並發揚之。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高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旗幟，將其堅定不移地進行下去。
隨著話音落下，高文化把目光投向了遠方，似乎要從山的那邊看到希望的光芒。這時正有一輪紅日從山下冉冉升起，映紅了半邊天。大山在朝霞的映襯下顯得更加壯美，遠處的孝女塔更是披金染紅，在群山環抱中獨樹一幟，傲然屹立。三個人都不說話，高文化抒情也抒完了，周公和孔子默默無聲。雖然表麵平靜，三個人的心裏卻是驚濤駭浪，難以平息。一時無語的三個人還是孔子先打破了寂靜，孔子表情漠然地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說說容易，做起來何等的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