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看看周公，隻好老老實實回答，以前沒考慮過，但是現在知道了。不就是過時了嗎？過時了可以改良嗎，除卻禮樂製度，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高文化搶著說，這就對了嗎！過時了，就是被淘汰了，淘汰以後呢？還要有更先進的製度來代替。禮樂製度是規定了什麼人該幹什麼事，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這已經不行了，應該是到了什麼人不能幹什麼事，什麼時候不能做什麼事的時候了。這樣就把自由還給了個體。如果規定不能做卻做了是要受懲罰的。這就是對自由的保護，多好！如果給每一個人都貼上標簽，並且說你應該這麼做，到了那裏應該那樣做，到了某個時候又該那樣做，這不是束縛是什麼？哪裏還有自由的因子？還說獨立？簡直是癡人說夢了。
孔子頻頻點頭，還豎起了大拇指。周公也滿臉笑容，等高文化話音一落就接過來說道，社會製度的製定需要根據社會環境來考慮，曆史隻能借鑒。不僅如此，外國的製度也一樣，隻能參考。但是最根本的是製定者站在什麼角度來考慮問題，是為社會健康發展和民眾幸福考慮呢？還是隻考慮個人小團體的利益，這是個很關鍵的問題。比如周公旦在當時就是看到奴隸主對奴隸的極端占有和奴隸暴發出來的極大的反抗意識，才廢除了奴隸製度，當然也可以說是把奴隸解放了出來。但是解放到什麼程度這不是周公旦能想像得到的。社會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公民的權利不容忽視，公民的權利不容踐踏，這就是你小高一直強調的獨立和自由的根源。當然我們的曆史因素也不能不考慮，必竟經過了幾千年的繁衍、生息和發展。如何在這裏找到一條可行的道路，是問題的根本。
周公停頓片刻，然後繼續說道，咱們小老百姓操這份心好像多餘，但是都這樣認為的話，小高你一再強調的獨立和自由精神又如何彰顯？國家是大家的，每一個人都有為其考慮的責任和義務。每一個人都不去爭取，獨立和自由就永遠是水中花，鏡中月。
高文化也一臉嚴肅地說道，周兄的話不無道理，但是你所說的這個可行的道路在哪裏？在現在這種社會價值觀的大環境下，誰又會舍身忘己地去為之努力？
孔子問道，現代社會不是也推廣和諧、友愛嗎？
高文化傷感地說，推廣歸推廣，但是有一種暗流卻像狗皮膏藥一樣甩都甩不掉，那就是：金錢至上，無誠少德。
周公插話道，原因呢？
不知道。高文化老老實實地回答。
高文化歎了一口氣然後又問道，白衣送酒的故事你們知道吧。
周公和孔子兩個都搖搖頭。
高文化說，東晉時候有個叫陶淵明的，比竹林七賢稍晚一些，放著彭澤縣令不做，竟獨自結廬而居，他本人又特別愛喝酒，但是做為一個老百姓哪來那麼多酒讓他喝呢？這裏就有一個叫王弘的人想給他送些酒。王弘是王導的孫子，也是一個東晉的高官。但是陶淵明是個名士，他怕冒然送去會傷了陶淵明的自尊心，所以就想了個辦法自然而然地把酒送了過去。他是怎麼做到的呢？他先去托人找人，找了一個他也熟、陶淵明也熟的人，叫龐統芝的。他說，你想辦法打聽陶淵明哪天出門，我好如此這般。因為陶淵明不愛出門，經常一個人在自己的小院子裏溜達。龐統芝好不容易打聽到有一天他出門了，就在他出門的必經之路上，找了個小亭子假裝在那裏喝酒。終於看到陶淵明過來了，就趕緊打招呼說，你也出門啊？著急嗎？不著急的話過來跟我一起喝點酒吧。陶淵明不知道啊，就過來兩人一起喝。王弘已經換上百姓的布衣在旁邊等了好久了，見他們兩人喝到酒酣耳熱時，就裝作路過的樣子。龐統芝就叫道，又遇上個熟人，問陶淵明你介意嗎，你要不介意的話我把他也請過來，咱三個一起喝。陶淵明也就隻好說，那來吧。這時王弘才自自然然地走過來，三個人就一起喝了起來。喝酒時他見陶淵明穿的鞋子腳趾頭都露出來了，就問他，我能給你做雙鞋子嗎？陶淵明覺得這也沒什麼啊，陌生人要給鞋好啊！就把穿著破鞋的腳抬起來量尺寸，王弘又問他，你看我們家也沒什麼東西，就是酒喝不完，你看我能送你點酒喝嗎？陶淵明說，那就送吧！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白衣送酒”。
高文化話音剛落，就聽得耳畔飄來如仙似幻的鍾聲。欲知後事，且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