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石評梅3月22日在《京報副刊》發表了《血屍》來悼念逝去的楊德瓊和劉和珍，其間也表達了她對此次屠殺事件的痛心和悲憤。
3月25日晚，她去參加完劉和珍的追悼會回來後，於深夜又寫了一篇《痛哭和珍！》，來寄托對慘死在亂槍之下的劉和珍的哀思：
和珍！你一瞑目，一撒手，萬事俱休。但是她們當這血跡未幹，又準備流血的時候，能不為了你的慘死，瞻望前途的荊棘黑暗而自悲自傷嗎？你們都是一條戰線上的勇士，追悼你的，悲傷你的，誰能不回顧自己。
你看她們都哭倒在你靈前，她們是和你偕行去，偕行歸來的朋友們，如今呢，她們是虎口餘生的逃囚，而你便作了虎齒下的犧牲，此後你離開了她們永不能偕行。
段祺瑞政府對無辜民眾施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激起了國內各界進步人士的憤慨和抗議，國內的多家報紙也紛紛發文對其進行譴責。魯迅稱3月18日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之後還寫了《記念劉和珍君》這一篇文章來紀念劉和珍，並借此來表達他對反動政府此種殘暴行徑的激憤和諷刺：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京報》的社長邵飄萍以《京報》為陣地積極號召文藝界進步人士撰稿支援，希望他們以筆為武器，揭露真相，痛斥反動政府，從而來慰藉逝者的英魂，更希望由此喚起民眾對反動政府認識，促使其走上抗爭的道路。
在邵飄萍的支持下，《京報》發表了許多大膽的文章和評論，並稱這些在“三·一八”慘案中不幸逝世的死難者為“烈士”。邵飄萍不僅在《京報》上發表了一係列關於大殘殺的詳細報道，並且出版了《首都大流血寫真》來紀念此次運動。
《京報》是當時著名的進步報刊，邵飄萍又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這一切，使邵飄萍陷入了隨時都可能被逮捕的危險中。當時有很多好友都勸邵飄萍趁早離開京城去避難，但是他不願就此放棄自己的進步事業，仍然堅守在《京報》的陣地上。
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被軍閥政府殺害。
邵飄萍遇難後，不僅《京報》被查封，就連得到他支持的《婦女周刊》也難以再繼續支撐。石評梅得知邵飄萍被害的消息後，十分悲傷，也為自己痛失了這樣一位良師益友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她還清晰地記得他爽朗的笑聲，他的那些文字裏似乎還殘留著他的溫度和力量，然而，他畢竟是逝去了，走遠了，隻留下悲泣的人們為他哀悼著。
為了不讓那些慘死者的鮮血白流，也為了繼承邵飄萍先生的遺誌，石評梅決心另起爐灶，開辟一份新的特刊來繼續他們未竟的事業，誓與一切反動勢力鬥爭到底。經過一番艱辛和奔波，石評梅終於爭取到了《世界日報》的支持，並獲得允許由她來籌辦其副刊。因為有之前籌辦刊物的經驗和人脈，石評梅在新刊物的創刊準備過程中顯得遊刃有餘，各種繁雜事務處理起來也得心應手得多。不久後，由她一手創辦的新刊物麵世發行，這便是後來的《世界日報·薔薇周刊》。
《薔薇周刊》創刊後，陸晶清也加入進來，幫助石評梅應付各種編輯工作。當時，石評梅不僅要忙於《薔薇周刊》的組稿和編輯等諸多繁雜事務，同時還兼任著好幾個學校的授課老師，為此她雖然體力不支，常常感到心力交瘁，但還是在努力堅持著。石評梅的努力和決心得到了許多朋友和文藝界作家的支持，當時有一大批極富名望的作家相繼為《薔薇周刊》撰稿，廬隱、胡也頻、翟菊農、周作人等作家的名字也經常見諸於刊物之上。
早前，魯迅曾對《婦女周報》給予了大力支持，但也指出其在文章評論方麵的諸多不足和欠缺。石評梅在編排《薔薇周刊》時就汲取了這一經驗，特別增加了評論文章的版麵，使刊物既貼近社會現實又兼具戰鬥性，因而很受魯迅先生的賞識。1926年8月26日，魯迅離京南下，石評梅至前門車站送行，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三時至車站，晶清、石評梅來送。”可見，石評梅和魯迅是彼此熟識的，而在辦刊物的諸多理念上，石評梅也受到了魯迅的諸多啟發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