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封建統治勢力已經日漸式微，帝國主義乘虛而入，大肆侵略中國，並加緊在中國的掠奪，恣意橫行。在這麵臨國破家亡的危急時刻，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封建統治，成了新的時代潮流。在鐵路國有化和保路運動的刺激下，全國範圍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鬥爭。
1911年，孫中山“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領導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政府。
1911年10月29日淩晨兩點，山西太原起義軍直抵府東街巡撫衙門，防守巡撫衙門的親軍衛隊，在睡夢中被驚醒，一片潰亂，於驚惶中四散逃逸。
在衙門後院裏，起義軍找到山西巡撫陸鍾琦，並將其亂槍斃命。
隨後，起義軍推舉閻錫山為山西都督，不久，辛亥革命在全國取得勝利，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統治得以被最終推翻。
這一年，石評梅已經快十歲了。
在似懂非懂的年紀經曆這曆史性的巨變，是幸運，還是不幸，都沒有誰能替她明確斷言，她自己也不能。小孩子不懂政治的世界，也不懂政權更迭的實際意義，但是，這樣的改變她還是有所察覺。當在外玩耍的石評梅看見韓侯廟的塔尖上忽然插上一根雪白的旗幟，“在日光中閃耀著，在雲霄中飄搖著”的那個時刻，她小小的心間還是敏感地生起了莫名的緊張。
在石評梅記事以來可以搜尋的印象中，她的家鄉都是平靜安穩的，因而隻要有不同往日的稍稍一點變化，她都能敏感地覺察到。
山西太原革命軍起義掀起的烈火，漸漸也蔓延到石評梅的家鄉，在一片隱約的槍聲中，不明就裏的鄉親們不知所措，也紛紛開始逃難。
石評梅一家不清楚局勢，為了安全起見，也跟隨眾多鄉親逃了出來，隻有石評梅的父親為了看守祖業而選擇獨自留下來。
那時，石評梅的心裏是分外複雜的，生活從來優渥安定的她，哪裏經曆過這樣的場麵，更何況自己敬愛的父親還留守在家，生死難料。
在她的自傳體《紅鬃馬》中，她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和心情：
槍林彈雨中，我們和一群難民跑到城外，那時天已黃昏，晚霞正照著一片柳林，萬條金線慵懶地垂到地上。樹蔭下縱橫倒臥著的都是兵士，我們經過他們的麵前連看都不敢看，隻禱告不要因為這雜亂的足聲驚醒他們的歸夢。離城有五裏地了，趙忠從關東雇來一輛驢車，母親告訴車夫去南王村，拿著父親的一封信去投奔一個朋友。我那時才十歲，雖然不知為什麼忽然這樣紛擾，不過和父親分離時，看見父親那驚嚇焦憂的麵貌，和母親臨行前收拾東西的匆促慌急，已知道這不幸的來臨，是值得我們恐怖的！
逃難時我不害怕也不啼哭，隻默默地看著麵前一切的驚惶和擾亂，直到坐在車上，才想起父親還陷在恐怖危險中，為什麼他不和我們一塊兒出來呢！問芬嫂，她掩麵無語；問母親時，她把我攬在懷中低低地哭了！夜幕漸漸低垂，樹林模糊成一片漆黑。驢車上隻認出互相依靠蜷伏的三個人影。趙忠和車夫隨著車走。除了車輪的轉動，和黑驢努力前進的呼吸外，莫有一點聲響。廣漠的黑暗包圍著。有時一兩聲的犬吠，和樹葉的飄落，都令人心膽俱碎！……
在這樣的恐懼中，石評梅跟著母親投奔到父親的一位朋友家，在惶惑不安中度過了難眠的一夜。那天晚上，石評梅的母親一夜都沒有合眼，期間有很多次她都能聽見母親在黑暗裏低低的歎息聲，她知道母親在擔心父親，她又何嚐不是呢！
慶幸的是,第二天，石評梅的父親就派人送信來了，表示家裏一切安全，隨後她便跟隨母親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這一次逃難雖然有驚無險，但是於石評梅而言，卻算是無意間體會了一次生離死別的驚險和哀痛。
石評梅的父親石銘是一個頗有遠見的讀書人，富有革新思想的他在辛亥革命後積極響應新政府的各項改革措施，帶頭剪去了自己從小蓄起的辮子。
那時候，新政府推行了許多有力的改革措施：剪發辮，易服飾；改稱謂，廢跪拜；禁纏足，倡女權。改革者通過這些變革舉措，想要移風易俗，改變腐朽落後的社會習俗和封建禮儀，廢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使人民的生活方式走向近代化。
在改革進程中，有很多人處於觀望的姿態，或者幹脆用一根筷子將頭上的辮子盤起來做做樣子，但石銘不願敷衍，毅然決然地剪掉了自己的辮子，以示自己的決心。
石評梅是敬佩自己的父親的，雖然彼時她還不知道父親這樣做的意義何在，但是她深知，父親做事一定有他的準則和道理。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石銘這樣識大體有膽略，進步的石銘在鄉下的小城還是不能為人所接受。
“身體發膚受之於父母”，豈能說剪掉就剪掉的？
閉塞的鄉人覺得石銘太過激進，也太過不念父母之恩，因而都不能接受他的所作所為。
為此，石銘很是苦悶，也常常為自己在嶄新的革命事業前不能有所作為而心有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