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因斯坦看來，凡在科學上有很高造詣的人，無一不充滿著宗教的信念，他們相信我們這個宇宙是完美的，並且是能夠使追求知識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如果這種信念不是一種有強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尋求知識的人未曾受過斯賓諾莎的對神的理智的愛的激動，那麼他們就很難會有那種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而隻有這種精神才能使人達到他的最高成就。
在愛因斯坦看來，開普勒、牛頓和普朗克都屬於這類人物。這些人受宗教感情的驅使，終生不渝地探索自然界和思維領域的和諧秩序。我們認真地分析一下愛因斯坦的下麵的自白，便可進一步理解他的宗教感情的真諦：
“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隻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為我們感受到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感情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隻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我無法想象一個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的上帝，也無法想象它會有像在我們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樣一種意誌。我不能也不願意去想象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以後還會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由於恐懼或者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
我自己隻求滿足於生命永恒的奧秘，滿足於覺察現存世界的神奇的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即使隻是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在我看來，人類精神愈是向前進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說，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對生和死的恐懼，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對理性知識的追求。”
愛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首先來源於對宇宙的奧秘的向往和它的神奇規律的敬畏。他覺得科學家無論得到多麼優美和諧的圖像，都絕不會超出蘊藏在宇宙中的奇妙的秩序。其次，他的宇宙宗教感情還來源於對各種自然之謎的宗教式的狂熱地追求。
愛因斯坦正是這樣一個理性至上的宗教信徒，他說：
“我沒有找到一個比‘宗教的’這個詞更好的詞彙來表達(我們)對實在的理性本質的信賴；實在的這種理性本質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這種(信賴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學就退化為毫無生氣的經驗。”
一般潛心於自然科學研究的人易走極端，他們往往躲進象牙之塔，回避塵世中的矛盾，沉溺於自己的狹窄的專業問題。愛因斯坦則不是這樣，他既對自然有一種宗教式的感情，又對社會有一種普通人的負責感；他既要做一個獻身科學的學者，又要做一個關心社會、關心政治、關心人類命運的普通公民。作為科學家他要嘔心瀝血地去揭示宇宙的奧秘；作為普通公民他要關心並盡可參與旨在改善社會、造福人類的各項活動。雖然他痛感兩者兼顧之艱難，但他仍堅持做到這一點，力求使自己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現實生活一再告戒愛因斯坦，嚴酷的政治鬥爭，絕不會給科學家留下一塊可以偏安一隅的淨土，象牙之塔沒有奠基之地。在納粹黨對猶太人橫加迫害時期，愛因斯坦被趕出理學院，被抄家，被剝奪德國公民權，財產被沒收，著作被焚毀，人身受攻擊。
然而，愛因斯坦並沒有向惡勢力低頭。當他的物理學界的好朋友勸他應對政治問題保持沉默的時候，他卻明確地表示：
“我認為每個公民都有責任盡其所能來表明他的政治觀點。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視這種責任，那麼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在愛因斯坦看來，科學家所以要關心政治，是因為他們的研究工作與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科學家通過自己的勞動，可以將其精神成果轉化為淨化人類靈魂的清洗劑；蕩滌社會專製、愚昧、落後和偏見的消毒劑；激發人們勇敢地迎接未來的興奮劑；同時，也是使人類社會從資源和環境的危機中起死回生的強心劑。一句話，科學對於提高人類社會的文明度以及使人類社會從危機中解脫出來具有重大的意義，科學家應該有崇高的社會責任感。這就是科學家們所應該關心的政治。
愛因斯坦一向認為，追求真理和正義的熱忱，為改善人類狀況所做的貢獻，遠遠勝過那些狂熱的政治鼓噪和陰沉的權謀數術。但這不等於說，愛因斯坦是一個脫離現實政治生活，以科學家自居的狂妄的學者。事實上，他對社會上的專橫統治和壓迫，對摧殘人性的野蠻行徑，出於人類的良知，他大聲疾呼，表示反對和憤慨。同時，他也不無遺憾地說：
“我所做的僅僅是這一點：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其實，作為一個全身心地獻身於科學事業的學者，他能對社會的“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表示正當的意見和憤慨，這就很難能可貴的了，我們還強求他什麼呢?要知道愛因斯坦是以科學家的身分關心政治，而不是作為政治家來關心政治。盡管如此，他本人並沒有寬容自己，他對知識分子出身的全心全意為人類解放事業而獻身的革命家的馬克思和列寧深表敬意，而對自己所做的“僅僅是一點”抱有歉意。
愛因斯坦對人生的評價有著獨特的標準。他認為，專業知識可以使人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而且還告誡青年學生：—個人如果缺乏辨別是非和善惡的能力，那麼，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聽別人擺弄。
最令愛因斯坦不安的是，他洞悉一切的犀利的目光看出，在科學先進而政治落後、道德淪喪的社會和時代，科學競對人類具有悲劇的作用，而科學家也因而淪為禍及社會的悲劇角色。他驚訝地發現，科學的發展，一方麵使人的四肢得以延長，將大部分體力勞動外化給機器，使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加舒適和富裕；另一方麵，科學的發展，又給人類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消極後果，伴隨著工業文明的演進而險象繁生的資源匱乏和環境危機，大規模的殺傷武器的問世以及生物科學的潛在危險，使科學變成了令人擔憂的邪物。
這是科學的悲劇，也是科學家的悲劇。然而，更為可悲是，一些曾在科學領域取得過輝煌成就的學者，卻淪為政治狂人的鷹犬。對此，愛因斯坦是深惡痛絕的，他明確地表示，對於違背人民意誌和社會公德的倒行逆施的政府，要奉行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對它的態度是不合作或罷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愛因斯坦曾向美國科學界呼籲，一定要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知識分子所犯的錯誤，絕不能變成屈從於反動政府意誌的統治工具。
愛因斯坦是一個“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的人。
有一件事最能說明他是一個不屈從於反動勢力，按“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和他的為人的法則行事的人。
在20世紀30年代，當德國國家社會黨為爭奪政權而進行決鬥的時候，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約翰內斯·施塔克，關上了物理實驗室的門，參加追隨阿道夫·希特勒的“鬥士”們的行列。而就在這時，愛因斯坦卻莊重地聲明：
“隻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隻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裏，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麵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
為了表明自己反對納粹極權統治的政治態度，他毅然拋棄在德國的一切(也包括名利和地位)，移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