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權位，已經傳到了第五代君主伊斯梅爾手裏，在阿裏時代，埃及就已經走上了輝煌的頂峰，不但統治者包括阿拉柏半島在內的廣大阿拉柏地區，而且從奧斯曼帝國手裏搶走了哈裏發的頭銜，致力於重建阿拉柏帝國的輝煌。
但在阿裏之後就持續下滑，阿裏時代打造的官辦工業體係，通過榨取農民維持工業生產，在阿裏時代後期基本上就破產了。在其他工業國，主要是歐洲工業國商品的衝擊之下，埃及根本不可能誕生出本國的工業。官辦工業的低效率，連本國人都不樂意使用官辦產品。到了第二代君主，基本上就關閉了這裏官辦工廠，隻留下了兵工廠、造船廠等少數戰略工業，棉紡織廠、被服廠之類的工廠，不是關閉，就是變賣。
中國雖然控製著蘇伊士運河，可事實上在埃及的投資並不多，商品輸入也不多，因為這裏距離歐洲實在是太近了，法國為什麼在敘利亞能形成資本優勢，就是因為法國距離這裏隻隔著一個地中海，而從中國到埃及，要經過比地中海更大的南海，接著是印度洋，然後是紅海，如此漫長的海運距離，導致中國商品在這裏不占優勢。
因此官辦工業破產之後，埃及的工業一致很難發展起來，除了少量紡紗廠之類的初級加工業之外，埃及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家，以出口尼羅河三角洲的農產品維持。
幸好中國管理的蘇伊士運河效益日益提高，每年能帶來上千萬英鎊利潤，根據協議，埃及政府可以分得五百萬英鎊。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對於埃及這種農業國來，基本上是他收入的一半以上。
管理運河的歐洲公司，在埃及也就享有了特殊地位。
但埃及依然無法擺脫歐洲的滲透和影響，法國投資敘利亞等中東沿海地區，英國直接投資埃及本土，法國壟斷蘇伊士運河以東的鐵路，英國則壟斷了蘇伊士運河以西的鐵路，英國還從埃及滲透到了非洲內陸，在蘇丹地區開發礦產，壟斷了幾座銅礦；法國則在敘利亞開發鉀鹽。
由於英法的滲透，以及埃及盡管依靠歐洲公司，但其實對蘇伊士運河也是虎視眈眈，做夢都想收回來，因此他們其實也有意促成歐洲勢力在埃及跟中國勢力相互平衡。
結果到了第五代埃及統治者手裏，他的思想十分西化，十分親近歐洲，公開宣稱“我的國家不會再在非洲長存，我們已經是歐洲的一部分。我們得放棄以前的做法，並采納適應社會狀況的新製度。”
之所以親歐洲，一方麵是伊斯梅爾家族本身就是阿爾巴尼亞人，是無可爭議的歐洲人，另一方麵他是在巴黎接受的係統教育，所以對法國大革命那些觀念是相當崇尚的，法國一場大革命，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思想衝擊，影響力遠超他們的國力，別埃及了，就是中國，也有大批受到大革命精神感染的精英，這還是在中國國力強勢的情況下，埃及國力的虛弱，讓埃及人不可能有什麼文化自信。
所以伊斯梅爾上台之後，做了大量改革，改造了關稅、郵政製度，鼓勵商業，建立製糖工業。大規模興建公共工程，在首都開羅西端模仿巴黎建造一座城市，改良亞曆山大港，大肆興建鐵路工程，埃及和蘇丹從原本沒有一條鐵路的狀態，發展成非洲鐵路最密集的地區。
以一個農業國進行如此規模的建設，是十分吃力的，靠埃及的財政根本無法支撐，所以埃及的外債規模很大，外資規模也很大。可以這些建設，就是建立在高負債和外資的基礎上的。
外資是一個好東西，但如果作為本國資本的補充，是很好的，可以帶來新技術，新的管理方式和思想，可如果外資成為統治級資本，那就大大不利了，會造成大量利潤外流，本國淪為殖民地經濟，持續失血。國自不用，連俄國這樣的大國，在19世紀末期，在大量外部投資下，經濟飛速發展，可經濟危機爆發後，外資大量抽離，導致俄國爆發了革命。
伊斯梅爾現在已經執政了十年之久，他所能進行的改革基本都進行了，甚至建立了埃及議會。
可距離他理想的狀態，相距甚遠，不同的文化和曆史背景，導致了各種問題。大量的外債和外資，已經嚴重壓製了埃及本國資本的積累。
但想要改變，已經為時已晚，因為伊斯梅爾發現，埃及根本無力抵抗。欠了英法和中國三億多英鎊債務，歐洲公司的債務有運河收入擔保，英法的債務，卻隻能不斷的將礦產等資源抵押出去，甚至連海關現在都被英法和歐洲公司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