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台灣問題”，筆者認為包括兩個方麵內容：一是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問題；二是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的幹涉問題。關於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問題本來完全是中國的內政，自然無須外來勢力幹涉。然而，自戰後以來，美國一直在這方麵插手、幹涉，終於造成了今天的所謂“台灣問題”，這也是“台灣問題”的症結所在。
一、台灣在亞太的戰略價值
（一）台灣在地理位置上的戰略價值
台灣島是中國最大的島嶼。台灣本島麵積就有3.6萬平方公裏，它東北與琉球群島相接，南麵與菲律賓隔海相望，東麵是白浪滔滔的太平洋，西麵隔台灣海峽與中國大陸相連。它是我國與太平洋地區各國的交通樞紐，是我國與西太平洋交通鎖鏈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從台灣向東，越過太平洋可與南北美洲及太平洋各國聯係；從台灣向南，可以到達東南亞和大洋洲、印度洋諸國。其國際戰略地位異常重要，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早在225多年前（1771），“荷蘭貴族在其《台灣殖民方案概要》中，就曾露骨地宣稱，若使台灣從宗主國淪為屬地，並派兵駐守的話，則可握東洋之航權”。美國稱台灣為“太平洋上炸不沉的航空母艦”，日本稱之為“東方的直布羅陀”。在我國有東部七省（桂、粵、閩、浙、蘇、魯、冀）“藩籬”、“東南之鎖”之稱。正由於台灣所處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從17世紀開始，就受到外國殖民主義的青睞。台灣海峽成為殖民主義者特別是日本、美國的生死攸關的海上通道和戰略橋頭堡；在戰後冷戰時期，台灣曾是美國反共反華“新月形”包圍圈或“島嶼封鎖鏈條”中關鍵一環，對中國安全造成的威脅和危害難以言表。
（二）台灣在地區經濟關係上的戰略價值。
冷戰後，亞太國家和地區間的經濟貿易關係越來越密切，台灣由於自身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它與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及東南亞各國經濟關係不斷深化，因此其經濟戰略價值也就越來越突出。台灣與大陸的經貿關係近年來迅猛發展，據統計，兩岸貿易總額1995年上升為200億美元，台灣已成為大陸第四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日本、香港和美國）；台商在大陸投資占外資總額的12.7%，獲大陸批準投資項目占外資17%。1995年，台灣在大陸投資已達250億美元，台灣已成為大陸外來投資的第二位（僅次於香港）。另據統計，大陸、台灣、香港三地對外貿易總額（扣除內部貿易額）已高達4970億美元，已晉升為全球第四大貿易國（僅次於美國、德國和日本），三地兩岸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占全球的3%，名列第七位。台灣是美國的第七大貿易國，美國是台灣的最大進口國。據台灣方麵統計，1995年台美貿易額達460多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12%以上。美在台的累計投資已達50億美元以上，占外國對外投資的1/4.1995年美對台投資近8億美元，已超過日本，成為台灣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台灣也是美國軍火武器的最大市場之一。台灣已成為美國獲得巨大利益的重要場所。同樣台灣也是日本的經濟貿易重要夥伴。日本從中東輸入的石油全部以及從東南亞運入的原材料80%通過台灣海峽，可以說這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線。一旦這條生命線中斷，對日本的打擊將是致命的。同時，台灣又成為日本企業大舉進入東南亞的重要中轉站，日台貿易額一直超過中日貿易總額，1993年達320億美元。台灣與東南亞經濟關係近年來也迅速增長。台灣在東南亞已成為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投資者，貿易額也直線上升。從整個亞太地區看，經濟繁榮程度愈高，經濟關係越密切，衝突和戰亂造成的代價就愈大，台灣海峽的安寧與否必然影響該地區各國的經濟利益。
（三）台灣是冷戰後美國製衡中國的有力的武器。
蘇聯解體後，美蘇中大三角格局不複存在。在美國看來，中國對美抗蘇作用失去效力，而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和國力的逐漸增強，使中國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最大威脅”。為抗衡、遏製中國的崛起，台灣則成為美國手中的最好的一張“王牌”。對於這一點美國官方公認不諱。1993年1月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美國亞太政策目標是“密切注視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為保護美國的利益，在必要時支持、或者遏製、或者平衡中國的崛起。”繼《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後，美國軍方又相繼發表了《軍事安全戰略》、《東亞安全戰略》等報告。這些報告都指出，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主要目標在於維護美國唯一“超極大國”的地位，阻止在世界上，尤其是亞太地區出現“地區霸權主義”，而中國是最有可能成為“霸權主義”的國家，美國必須確立對中國進行戰略預防的方針。對於其實質，美國務院官員羅伯特·曼寧說得很清楚，他稱“美國的戰略是希望中國衰弱、分裂，而台灣、香港和西藏則相應變得更強大”。日本《朝日新聞》也認為“這一情況也是美國使用台灣牌的背景之一”。實際上，美國“自19世紀以來國家安全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要防止東亞為一國所控製”。後冷戰時期，美國逐漸把中國視為來自亞太“心髒地帶”（即指日本、朝鮮半島、台灣）的根本威脅，而美國為了消除這種威脅，對於“中國國內狀況並無太大影響”……美國所能施加的最大影響莫過於台灣”，在美國政府看來“台灣安全問題是繼朝鮮半島核問題之後，亞太地區安全最具威脅的因素”。在東亞，台灣是唯一公開與大陸保持對抗的力量。
（四）台灣是美國和西方世界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
美國是一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和狂熱新教十字軍精神的國家，一直把促成民主力量新的獨立中心的出現，尤其在歐亞兩洲“作為根本對外政策目標”。新中國成立後，杜勒斯就發誓要以精神滲透的和平方式顛覆共產製度，要求如同對待兩個德國朝鮮那樣來對待“兩個中國”，相信“如果和平得以維持，自由將最終在這些分裂的國家獲勝”，即使是在內外交困的尼克鬆時代，美國仍然念念不忘要使“自由中國”替代共產主義，聲言“僅僅是中國非社會主義社會和政府的存在最終就會對中國的發展產生影響”。進入90年代，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符合美國的價值標準和戰略要求，中國卻前景莫測，改革正經曆考驗”。在美國等西方勢力看來，台灣所發生的“奇跡般”的變化使得“台灣經驗”，光芒照人，對中國具有特殊重要意義，“顯示經濟改革必然伴隨著政治開放，亞洲人與全球其他民族一樣重視自由的價值”。台灣已成為一個如美傳統基金會所宣稱的整個中國的樣板。因此，台灣成為美國的最大一筆戰略資產。“在所有國家中，台灣最有機會影響中國的現代化，使之沿著符合美國利益的軌道發展”，“如果大陸人民意識到存在有一個繁榮、更開放……的中國人社會，民眾就可能會最終對他們的政府施壓，以向同一方向演進”。
（五）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的試金石。
台灣因素在中美、中日關係中占有重要地位，直接影響兩個關係的正常發展。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障礙很多，中美關係中人權問題、貿易摩擦、軍售問題，中日關係中的曆史問題、領土爭端問題等均是障礙，但台灣問題乃是各種障礙中的核心和關鍵因素。曆史發展證明，當美、日政府在台灣問題上處理得當時，中美日三國關係就能夠順利向前發展；反之，中美日三國關係就有可能遇到波折，甚至倒退。這已成為中美、中日關係的規律。台灣因素在中美關係中近幾年來又驟然加重。1994年5月克林頓政府決定人權與貿易問題脫鉤後，台灣問題已取代人權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的主要障礙。台灣牌被華盛頓看作是對中國施壓的最有力的武器。今後中美在台灣上的鬥爭狀況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整個中美關係的前途。
二、台灣問題的症結
1995年夏季至1996年春季的台海局勢的惡化與危機是台灣問題的突出和集中體現。對於這次危機乃至對於整個台灣問題，美國官方及輿論工具竟然認為是中國大陸所挑起。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洛德在眾議院關於兩岸關係問題的小組委員會上聲稱，“自從1950年來一係列危機有可能使美國卷入台灣海峽局勢以來的數十年中，由於各方執行明智的政策，一直保持著和平與穩定。但是，自從李登輝去年夏天訪美以來，北京的嚴厲政治言詞和人民解放軍的一係列軍事演習合起來使該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這些活動是挑釁性的和危險的”。甚至在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上介紹中國運動員時，美國解說員也不忘攻擊中國“對台灣構成了威脅”。
美國的這種所謂“中國挑釁論”已遭到一些海內外包括台灣學術界人士的批駁。台北東吳大學曆史係曾祥鐸先生在不久前北京召開的《海峽兩岸關係學術討論會》上，以《導彈試射後的台灣局勢》為題，發表了頗有見地而較為公允的觀點。他認為，台海局勢惡化的近因在於：台灣領導人李登輝訪問美國康奈爾大學，此舉被北京認為是“美國政府公開支持台灣當局搞台獨”，“如果台獨走出台灣，走向國際，尤其與美國的反華分子相結合，使台灣問題國際化，那麼，情勢就可能變得非常複雜，因此，必須迅速加以壓製”，“這是台海危機迅速惡化，幾乎演變至兵戎相見的近因”。其局勢惡化的遠因在於：（1）國共長期鬥爭的影響；（2）海峽兩岸百年的分隔；（3）國際強權的幹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