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美日兩國首腦簽署了《日美安保聯合宣言》，這標誌著冷戰後日美繼續保持並強化軍事結盟關係，在東方出現了美日合謀進行堪稱“小北約西擴”的態勢，從而對東亞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構成了顯而易見的威脅。對此，人們應有足夠與清醒的認識。
首先，美國借日美安保之屍，還繼續稱霸東亞之魂。
在美國看來，蘇聯解體後在東亞地區能夠對其“領導地位”構成挑戰的對手隻有兩家：中國和日本。如何對付這兩大對手是美國東亞戰略考慮的核心。麵對兩個強大潛在對手，美國隻能采取“對付”一個，“化解一個”。其化解的最佳途徑則是重新界定日美安全體製，並繼續在亞太地區維持10萬人美軍的戰鬥力量。在美國看來，隻要有了美國軍事力量存在和重新確立日美安保體製，美國就可消除這兩大心患從而保住在亞太的領導地位。“加強、利用日美安保體製是維持其亞太軍事主導權的關鍵所在。”這既可“拉日納軌”（將日進一步納入其對外戰略的軌道），又可“拉日作伴”（要使日本成為其實現亞太領導大權的夥伴），也可“拉日抑中”（將日本作為遏製中國的最佳盟友）。可謂“一箭三雕”。這種完全出於美國自身權益，妄圖繼續稱霸亞太，充當東亞太上皇的企圖與做法，自然是東亞和平與安全的大敵，與東亞國家倡導的平等、多邊對話機製格格不入。東盟國家認為，“當出現‘緊急事態’時，如果由美軍來主導一切，致使類似於‘東盟地區論壇’那樣的多邊對話機製不起作用，那麼冷戰後的安全秩序就有可能從根本上發生動搖。”
其次，日本“借船出海打漁”，美國縱容其“刀出劍鞘”。
日本為爭當政治大國，現在正推行軍事擴張戰略，並竭力走出“家門”，即由過去的“防衛型”、“接受保護型”轉向“攻防兼備型”和“主動參與型”。日美安保同盟則正中日本下懷。根據該同盟的戰略分工，日本自衛隊在遠東發生“不測事件”時，積極支持美軍，發揮後勤補給和保衛運輸線的作用。實際上意味著美軍行動擴展到哪裏，日軍則可追隨其後，“借車搭乘”或“借船出海”，輕而易舉實現其戰略。日本學者前田對此評論說：“在這之前，日美兩國的安全作用是十分明確的。日本隻是保衛自己的盾牌，而美國則是出鞘之劍。”“但是，今天的日美宣言意味著這種明確分工的時代已經過去，美國也許要促使日本起到某種劍的作用。”這種勢態的結果必將加劇東亞地區本已緩和的緊張局勢，不僅將損害日本同東亞國家的雙邊關係，而且可能重蹈曆史故轍給本國和亞洲帶來新的災難後果。正如已故美國著名政治家理查德德·尼克鬆所言：“如果日本采取富於侵略性的對外政策，它在修補與鄰國的關係方麵取得的所有成果就會頃刻間化為烏有。”新加坡報刊評論說，日美安保條約“把日本引上了重蹈軍國主義覆轍的危險道路上去了。”
再其次，日美安保“共同抑中”，嚴重傷害中美、中日關係。
隨著中國地位的不斷上升，美日兩家心懷叵測，互相利用製造一種所謂“中國威脅論”，一再明裏暗裏要“遏製中國”。美國“拉日抑中”，日本則“借美抑中”，在遏製中國這一點上不謀而合。日美安保條約雖然沒有明說甚至一再否認要把矛頭對準中國，但字裏行間卻滲透著這一核心思想。美日兩國領導人在談到此安保體製時均一致認為，其主要課題或主要防衛範圍是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和南沙群島。日本前首相橋本特別強調：“修訂中的美日防衛合作指導方針，重點在於防衛範圍部分，今後修訂後的範圍將不限於朝鮮半島，並將包括南沙群島、台灣海峽等日本周邊地區。”明眼人一看便知矛頭顯然直指中國。包括日美在內的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新美日安保體製防衛對象巳從蘇聯轉移到中國身上了。日本亞洲戰略專家、東京聯合大學副校長井口隆評論此安保條約時說：“過去潛在的敵人是蘇聯，現在則把注意力放在地區的危險上，如北朝鮮和中國等。當然日本從來不會這樣公開說。”法國三位記者在《世界報》上發表題為《華盛頓和東京的反華路線》的聯合撰文指出：“人們從字裏行間不難看出，（日美安保條約）今後要對付的主要敵人將是中國”，“隻不過沒有明說罷了。”既然美日均把遏製對象主要對準中國，其後果必然是將給中美和中日之間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
最後，日美軍事同盟名為“安保體製”，實為“冷戰體製”和“分裂體製”。
日美安保體製最要害的問題在於：固守傳統過時的冷戰型雙邊或集體軍事結盟形態。“主要表現為設定假想敵國和一味依靠美國的軍事力量解決亞洲危機”，它“仍未擺脫冷戰型的軍事同盟範疇。”這種冷戰型體製不僅不能“保障安全”，而且還會危害亞洲的和平與穩定。不管是在亞洲重新形成類似冷戰時期的兩大對立集團，還是出現單一複活的軍國主義勢力，都‘將會給亞洲帶來不幸的後果。新加坡報刊載文指出：“日本企圖‘藉著對所謂日美安保條約的再定義，把日軍自衛範圍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甚至跟美國組成圍堵中國的夥伴關係，亞洲國家除了擔憂日本軍國主義會借屍還魂，更擔憂一個亞洲新冷戰體製將從此出現，而最終是全麵分裂亞洲，使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的樂觀預測成為泡影。”因此，東亞國家一致對日美安全保障體製“懷有戒心”，並認為它“巳不適應時代的潮流。”
三、東亞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安全戰略
東亞發展中國家的地區合作安全戰略與上述美國的軍事結盟與爭霸戰略形成鮮明對照。東盟國家的合作安全戰略要點有：
1.獨立自主和不結盟原則。冷戰時期東盟就倡導“和平、自由、中立”的原則，但那時由於力量的不足，在地區安全建設中很大程度上以美國馬首是瞻，獨立自主和中立不結盟原則難以實現。冷戰後隨著實力的增強，東盟外交和國家安全觀念巳由過去的“依賴被動型”轉為“主動自主型”。東盟國家的共識是：如果依賴於某一大國，一方麵易使大國處於對東盟的操縱地位，另一方麵又會使東盟與其他大國的關係處於不穩定狀態，這必將不利於東盟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因此，東盟國家認為，實行不結盟和獨立自主乃是基本準則。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托所倡導的“國家彈性”就是這一準則的具體體現。他說：“國家彈性是一個內向性的概念，它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之上：國家安全不依靠於軍事同盟或某個大國的軍事保護傘，而是取決於源自諸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治穩定及民族主義意識這些國內因素的自立。”這種謀求自身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被東盟國家認為是朝向東南亞繁榮和安全的最重要的途徑。由此出發，東盟力求在大國之間保持非聯盟的均衡關係和中立地位，以獲取正常的安全環境。誠然，菲律賓、泰國與美國之間有雙邊軍事安排，但這主要是東盟成立之前曆史上遺留下的痕跡，1967年“東南亞國家聯盟宣言”早巳認定“所有的外國基地都是暫時的，隻是在有關國家的明確同意下才存在，並不是為了直接或間接地用來顛覆這一地區的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自由或者危害各國發展的正常進行。”冷戰時代泰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護，在越南侵柬戰爭之後又與中國結盟以對付越南的威脅。冷戰後，泰國開始奉行不結盟政策，泰國領導人越來越強調必須依靠自身力量維護國家安全。他們認為，泰國把國家安全建立在外部安全支持的基礎上的時代已經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