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科技革命造成技術貿易的空前繁榮及產業技術的不斷升級。一方麵技術革新大國如亞太的美、日兩國，為賺取較高的技術轉讓費用，延長技術生命周期並擴大技術效用，而且為擴大國外市場的占領，不斷將技術輸出國外；另一方麵，發展中國家不斷引進技術。因為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能減少重複科研，節省費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能夠很快縮短與技術先進國家的差距；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造就大批本國的科技與管理人才。
科技革命造成了亞太梯度技術結構。第一層次是美國和日本，在微電子、光導纖維通信、新型材料和新能源技術上，都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第二層次是亞太新興工業國與地區，擁有普及型技術；第三層次是東盟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擁有較低技術。這種技術梯次，引發了亞太地區的特有的追趕型競爭機製，因為沒有一個較低層次滿足於在落後位置上，這是就動態而言，這樣亞太地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有壓力與動力去發展技術，因而亞太經濟保持旺盛的活力。90年代，亞太地區平均年增長率可望達到5%，高於世界3%—4%的增長速度，這為亞太經濟合作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3.新科技革命提供和改善了亞太經濟合作的物質交流手段。當代微電子技術為經濟合作，跨國經營提供了信息快速傳遞手段，如移動電話、傳真、通訊衛星、波音飛機等，而且使產品輕薄短小，便於空運；使海運比陸運更省錢。太平洋不再是浩瀚無邊，而是越來越小。
（三）從微觀角度來看，戰後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及跨國公司對利潤的無止境追求促使亞太範圍內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從而推動亞太各經濟主體之間聯係的頻繁，因而進一步為亞太經濟合作打下鋪墊。跨國公司作為生產國際化的顯著標誌，它有力促進了流通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從而使資本要素在國際間流動規模加大，速度加快，可以說跨國公司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承擔者。美國、日本的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工業國家，如中國、“四小”的投資在90年代有所增長，對除亞太以外的地區投資有所減少。而且90年代以來亞太區域內資本出現良性循環，原來的單向流動模式巳被雙向或多向流動模式所取代。
（四）亞太地區的多數國家大多實施出口主導型戰略，使區內貿易蓬勃發展。
貿易往來由單向循環轉為雙向循環。8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是東亞國家的巨大製成品銷售市場；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為解決居高不下的財政與貿易雙赤字，相繼逼日本及“四小”開放市場。針對這種情況，日本與“四小”實行出口市場多邊化，扭轉對美國市場的過度傾斜，不久，日本也成為不斷增大的製成品消費市場。這樣形成美、日兩大市場，再加上“四小”又為東盟提供適當的市場，因而亞太貿易飛速發展，促使有關各方要求在貿易體製方麵加強合作。
綜上所述，在亞太經濟崛起的大背景下，亞太地區的經濟聯係一貿易聯係、資金流動、技術轉移與交流得到空前加強。經濟生活的區域國際化必然要求在貿易體製、金融體製、投資政策、技術領域等方麵加強協商與協調，所以亞太經濟合作就成為客觀必然的產物。
二、經濟合作的曆史發展階段
亞太經濟合作的發展，從問題的提出到當前，已有30多年的曆史。為了明確這一較為漫長的曆史過程，可大致將其劃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日本構想（60年代初—1967）
60年代初，日本正處於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由於其國內市場狹小、資源貧乏，所以最關心如何確保原料供應及出口市場問題。1961年，時任日本經濟企劃廳長官的大來佐武郎提交一份報告，報告提出了太平洋經濟合作的初步構想，史稱“大來佐武郎報告”。1964年，原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提出“太平洋共同體”概念。1965年他主張借鑒歐共體的經驗，建立一個日、美、加、澳、新等五國參加的“太平洋自由貿易區”（PATTA），史稱“小島設想”。但這一設想被指責為想搞“富人俱樂部”而被冷落。1967年5月時任法務省大臣的三木武夫在經濟同友會上提出亞太經濟合作不僅包括發達國家之間合作，而且應推進區內南北合作，史稱“三木設想”。後來，前經濟企劃廳長官宮澤喜一也提出類似主張，史稱“宮澤設想”。日本的這些構想由於美、澳、新及東盟各國反映冷漠，被暫時擱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