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大潮中，亞太經濟合作似一顆升起的新星，如今，亞太經濟合作已成為影響巨大的三大國際經濟合作中的一種獨特形式而存在。先哲黑格爾有言“存在必然合理”，對於亞太經濟合作也一樣。
一、經濟合作的曆史必然性
推進亞太經濟合作，離不開有關各國的主觀努力，但更重要的是這種合作的客觀必然性，一般認為，亞太經濟合作的客觀必然性主要表現在：
（一）亞太經濟合作是戰後世界政治與經濟互動的結果。
戰後初期，美國憑借其政治、軍事、經濟的強大實力，確立了世界霸主地位。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成為美國支撐下的世界經濟體係的三大支柱。但是50年代西歐的複興，60、70年代日本經濟的崛起，再加上70年代初的“尼克鬆主義”，標誌著美國在世界經濟中霸主地位的喪失，形成資本主義世界美國、西歐、日本三極鼎立。美國在西方政治經濟中霸主地位的喪失，打破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係統，而在一個新的更高層次的穩定係統出現之前，世界經曆相當長的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與這一過程相對應的是一連串事件：兩次石油危機，兩次較大的世界經濟危機，布雷頓森林體係瓦解，新保護主義出現，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等。對此，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的先驅學者查爾斯·金德爾伯格的經濟霸權穩定論早有說明。該理論認為，霸權國家（在軍事、經濟、政治、資源等方麵擁有壓倒優勢的國家）將一定原理、原則向外輻射，建立國際體係，一旦這種霸權國家與國家體係出現，則它帶來世界的政治穩定，經濟平穩發展走向繁榮；但當這種霸權國家地位喪失後，世界會陷入一定的無序狀態，要麼戰爭，要麼激烈地經濟競爭，國際經濟極不穩定。同樣，美國霸權地位喪失後，雖未爆發世界規模戰爭，但全球經濟競爭加劇，為了在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站住腳，地域鄰近的、經濟水平發展相當的國家聯合起來，結成區域性經濟組織不失為一有效途徑，隻有這樣，才能在統一的“國際管理體製”形成之前，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避免兩敗俱傷，增強競爭能力與抗震能力。
在國際經濟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1989年1月1日美加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1992年8月美、加、墨三國達成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而西歐早在1957年有了《羅馬條約》；1993年1月11日歐洲宣布單一內部市場建成。這些表明區域經濟集團化似乎是一股世界潮流，而亞太地區在兩大區域經濟集團中將處於不利的、受排斥的地位，為改變局麵的不利影響，一條現實的道路就是亞太加強經濟合作，擴大區域內經濟往來。因此，可以這麼說：亞太經濟合作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反應。
日本與美國在亞太經濟合作的啟動階段起主導作用。日本在80年代中期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為抗衡美國為中心的未來美洲經濟圈及以歐共體為核心的歐洲經濟圈，日本積極組建太平洋經濟共同體，隻是日本為避“大東亞共榮圈”之嫌，竭力推東盟上台來演。而美國不甘心讓日本獨吞這塊“經濟地盤”，1984年裏根訪華前夕聲明：美國是太平洋國家，美國相信太平洋盆地的未來，並於當年推出美國的亞太經濟合作設想。
（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
始於本世紀60年代初的新科技革命不僅對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發生深刻的影響，而且推動了亞太經濟合作的進程。
1.新科技革命使技術因素成了生產要素中對生產力增長起關鍵作用的因素。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尖端科技成為製高點，但是現代高科技的開發耗資巨大，風險極高，不是一個企業，甚至也不是一個國家所能完全承擔得了的，需要多方的協作與聯合，如歐洲的“尤裏卡”計劃。在今天科技飛速發展並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的時代，綜合國力競爭實際上就是科技的競爭，但是高科技研究開發離不開國際交流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