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這一時期雙方互有所求，因而雖戰略目標不同，但加強雙方關係則是共同的願望：
在政治領域，雙方領導人頻繁接觸，增進了相互信任和了解。1973年日本首相福田訪問東南亞，提出了“福田主義”，日本與東盟關係進人新的時期。1981年鈴木首相又訪問了東寧。另外，雙方在地區政治上也加強了合作，即在柬埔寨問題上相互配合，推動了柬問題的和平解決。
經濟領域，雙方聯係日益密切。日本加大了對東盟國家的資金投入，鈴木訪問東盟時，宣布將給予東南亞國家15億美元的援助。1989年日本援助東南亞資金達20億美元。從1976—1980年，日本對外直接貸款的80%集中在亞洲，而其中絕大部分又集中在東南亞地區。
此外，雙方在其它領域如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麵也加強了合作。
二、冷戰後日本與東盟關係的現狀
冷戰結束後，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亞太的國際格局也進一步走向多極化，日本、東盟也適時調整了自己的對外政策，各自在對方對外戰略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這也奠定了雙方冷戰後關係密切的基礎。
在經濟領域，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集團化發展，日本提出了新的對外經濟戰略，企圖構築亞太經濟圈，以與美歐相抗衡。在日本的對外經濟戰略中，東盟的位置顯然極為重要，如日本提出的亞太經濟合作“雁行模式”，強調擁有較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密集型工業的東南亞國家為第三梯隊。對於東南亞國家，日本企圖通過輸出資金、技術以及進口原材料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加強雙方經濟關係，借以加深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依賴，從而加強日本在這一地區的經濟主導作用。
冷戰後東盟國家積極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相互之間的經濟合作，東盟巳決定在本世紀末擴大到整個東南亞並建成自由貿易區，屆時東盟的力量將進一步壯大，在亞太乃至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將進一步突出。但東盟經濟存在明顯的不足，即國家之間產業結構相似，產品相互競爭較大，各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較差，且資金較缺乏，產品的升級換代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需大量資金和較先進技術，而這正是日本的優勢所在。由此，冷戰後日本加強了對東盟的投資，1990年日本對東盟的投資為231.64億美元，1993年則達到346.98億美元，投資大多集中於東盟國家的基礎設施，據統計，由日本資助建成的項目包括：印度尼西亞12%的鐵路、15%的高速公路、30%的電力設施；菲律賓10%的全天候公路，5%的電力設施，11%的大馬尼拉電話網絡；泰國首都5%的電話網、曼穀國際機場；馬來西亞的大部分電力設施和20%的高速公路。雙方的貿易也有了進一步發展。日本還於1992年恢複了與越南正常的經貿關係。
在政治領域，冷戰後日本外交戰略是爭取在全球擁有更大發言權，以便在建立新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過程中，使日本成為政治大國。但要成為政治大國就必須得到亞太國家的支持，其中東盟國家的作用則十分重要。冷戰後時代，東盟對區域外大國一直推行“平衡戰略”，麵對美國在亞太的主導力量，東盟國家就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以平衡美國、中國的影響。1991年，海部出訪東南亞，強調日本對東盟國家的“政治作用”。1993年1月，宮澤首相對東盟四國（印度尼西亞、馬、泰、文）進行了訪問，為雙方關係的發展樹起了新的裏程碑。這次訪問的重大意義在於他發表了題為“亞洲太平洋時代及日本與東南亞的合作”的演說，這篇講話是日本建立亞太新秩序的政治宣言，其核心內容是日本要在地區通過建立“安全對話機製”，發揮政治上的作用；更加密切日本與東盟的經濟關係，加強經濟合作，建立日本的主導地位；通過同東盟國家建立“成熟的平等夥伴關係”，贏得東南亞國家的信賴。1994年村山首相組閣不久又出訪了東盟四國，顯示了日本對東盟的重視。1997年1月，橋本出訪東盟的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等國。在新加坡，他發表了《為迎接日本、東盟新時代而進行改革——建立更深更廣泛的夥伴關係》的演講，在演講中他建議雙方在經濟領域以加深合作的平等夥伴關係取代援助與被援助關係；將以經濟為中心的關係轉向廣泛的對話；就地區安全問題進行協商；在國際範圍內就反恐怖、禁毒、環保等進行合作；加強聯合國範圍內的磋商等。標誌著日本與東盟關係有了明顯變化，即從重經濟轉向重政治。冷戰後雙方首腦、政府官員通過互訪、地區會議（如亞太經合理事會、東盟地區論壇）等聯係日益緊密，從而加深了雙方關係的深化。日本還積極參與了柬埔寨問題的解決，曾作為東道主召開了關於柬問題的“東京會議”，並參與聯合國在柬埔寨的維和行動，不僅派出了自衛隊，而且為維和行動分擔了大部分的預算經費。引人注目的是，日本人在聯合國駐柬臨時權力機構中處於領導地位，日本的明石康為聯合國副秘書長，又是聯合國駐柬機構的最高負責人。日本對柬問題解決所起的推動作用，贏得了東盟國家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