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雙方在經濟方麵的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
結戰結束後，雙方相互依賴的不對等性有所改變。經濟問題在雙邊關係中越來越重要，經濟摩擦增多。
（一）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盡管東盟國家與美國的軍事、政治關係曾有起伏變化，但自70年代以來雙方的經貿往來一直呈增長趨勢。冷戰後，這一趨勢得以保持，雙方在經濟方麵的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這主要體現在：
首先，雙方互為重要的經貿夥伴。70年代後半期以來，美國與東盟的經貿額直線上升。1970年美國與東盟五國的貿易額為22.72億美元，1988年增至347億美元，1991年又增至490億美元。1986年美國取代日本成為東盟商品出口的最大市場，並一直保持至今。同時，由於在製成品進口方麵，美國市場比較開放。從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東盟對美出口中，電子組件和電力機構所占比重從2.3%上升到18%，成為雙邊貿易中的最大項商品。這與日本以低附加值的能源和原材料為主的進口形成了鮮明對比。東盟在對日貿易中一直存在著結構性逆差，而對美貿易的順差則不斷擴大。這有利於東盟國家經常項目的收支平衡，大大帶動了東盟國家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的升級換代。但同時也造成了東盟對美國市場的過度依賴。
隨著對美出口額的不斷增長，東盟作為美國的貿易夥伴地位也不斷提高。從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東盟在美國總出口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5%增至4.8%，在美國總進口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7%增至5.5%。東盟成為美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第六大出口市場。美國目前在某些原料供應上嚴重依賴東盟，如美國所需天然橡膠的89%、錫的68%、棕櫚油的94%、椰子的95%來自東盟國家。
再者，東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大的投資場所，美國是東盟的第二大投資國。美國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增長迅速，1975年為29.7億美元，1977年增至32億美元，1989年增至128億美元，90年代初已超過150億美元。在東盟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中，美資僅次於日資居第二位。美國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額在其對外直接投資中占到5.3%，居美國在亞太投資的第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冷戰後雙方經濟相互依賴的不對等性有所改變。從1990年起，美國向東盟的出口增加幅度明顯，其中對泰國出口增加33%，對新加坡出口增加20%，對馬來西亞出口增加‘27%。但同期東盟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下降，除泰、馬兩國對美出口繼續增加外，其餘東盟國家出口重點轉向了亞洲內部。這有利於改變東盟國家對美的單向依賴。1997年7月以來橫蓋東南亞的金融風暴曾一度引起紐約股市的震蕩。這一方麵表明了雙方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麵也說明了東盟國家的經濟狀況對於美國經濟的深刻影響。
（二）經濟交往中還存在著分歧。在相互依賴程度加深的同時，東盟和美國間的貿易摩擦也不斷加劇，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1.貿易赤字。隨著東盟國家對美出口數字的增加和出口能力的增強，雙方貿易赤字不斷擴大。如在1990年，東盟對美出口額為170億美元，而進口額僅為110億美元。美國為了減少貿易逆差，采取了一些斷然措施。如早在1989年4月1日美國就取消了新加坡一直享受的普惠製待遇；凍結了東盟國家對美紡織品出口的配額；決定對本國大米實行價格補貼以同泰國等大米出口國競爭。此外美國還向東盟施加壓力，迫其進一步加入美國產品開放市場。
2.金融自由化。因為美國在銀行、保險行業等技術一資本密集型產業方麵具有優勢，所以它希望東盟國家開放金融市場。但是東盟為保護本國金融業的獨立發展，對外國金融機構的活動大都加以嚴格控製，如限製外國銀行設立的地點；限製外國銀行的業務範圍；禁止外國銀行吸收當代居民的存款；禁止外國銀行購買現代產業或商業用房等。美國要求東盟實行金融自由化，但遭到東盟國家的抵製。東盟國家認為其金融業發展水平低於美國，開放金融業隻會對美國有利，其自身經濟反而會受到多種不利影響。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發生後，美國再次通過貨幣基金組織向東盟國家施壓，引起東盟國家的不滿。
3.知識產權保護。據美國統計，80年代後期因一些國家未按美國標準保護知識產權，使美國每年損失數百億美元，這也就是促使美國對東盟國家提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起因。而東盟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的經濟發展，在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麵有著與美國不同的規定，如泰、菲等國不承認外國的專利。美國認為東盟國家的態度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因此動用貿易製裁以威脅東盟國家。在1993年，美國指責泰國未能有效製止非法仿製美國錄像帶和錄音帶，同時要求提高醫藥專利保護水平；還指責菲律賓對版權保護不力；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非法仿製美國計算機軟件。而東盟國家表示它們將同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定保持一致，而不是與美國保持一致。
（三）注重實利，共同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雖然東盟國家和美國在經濟方麵還存在著許多的分歧，但雙方都十分重視保持充分的經濟合作。一方麵，雙方在相互交往中更加注重經濟利益。打著“振興美國經濟”旗號上台的克林頓提出經濟安全是其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克林頓政府十分重視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狀況。在雙邊經濟交往中，美國大幅度削減了對東盟的經濟援助，把交往重點放在貿易和投資上。1995年美國把東盟六國和越南列入其“新興大市場”名單，作為推進美國貿易的重點地區。東盟國家在製訂對美政策時，也更加注意經濟方麵的得失。1992年11月，泰國向美國提出修改賦予美國經濟特權的《泰美友好條約》；菲律賓也在1993年將發展同美國的貿易和促進美國對菲直接投資和技術轉讓作為新時期發展菲美關係的兩大目標。
另一方麵，冷戰後東盟國家和美國政府除了注重發展雙邊的經貿交往，在國際層次上也十分重視加強經濟合作，特別是對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表現出了相當的熱情。70年代以來亞太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在美國和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美國十大貿易夥伴中有五個在亞太地區。美國所製訂的“扇形戰略”將東亞作為維護其經濟安全的重要一翼。為了消除亞太地區的貿易障礙和保護主義，通過貿易自由化擴大美國公司的投資機會，把亞太地區變為美國的大市場，冷戰後美國大力推動亞太經合組織的建設。對東盟國家來說，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會給自身帶來巨大利益，因此也積極參與和支持亞佩克的活動。但是東盟國家擔心亞太經合步伐過快會使美國商品大量湧人東盟市場。同時東盟國家反對將亞太經合組織過於體製化，而堅持維持其“開放的地區性”。在1993年西雅圖會議上，美國提議把建立亞太經濟共同體作為亞太經合組織的最終發展目標，遭到了東盟國家的反對。之後，美國對亞太經合的態度變得更加現實。1994年APEC茂物會議上，東盟同美國和其他APEC成員國經過共同努力，最終達成一致意見，發表了《茂物宣言》，確定了在2020年以前在亞太地區實現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的目標。在此後的大阪會議、馬尼拉會議、溫哥華會議上，亞太經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