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外交概覽》記載，自1990—1992年雙方重要政治互訪多達219次，其中中國對東盟諸國訪問有110次之多。
1990年，中國政府總理李鵬先後訪問了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也先後出訪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1993年，喬石委員長首次訪問東盟五國。1994年江澤民主席出訪了東盟三國。與此同時，‘近年東盟國家領導人幾乎都訪問了中國，尤其是1993年，泰國總理川·立派、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菲律賓總統拉莫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文萊國家元首哈桑·博爾基亞等先後率團訪華，代表團人數之多，行業、成份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東盟國家輿論因此將1993年稱為中國外交的“東盟年”，表明中國與東盟國家對雙方關係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和前所未有的重視。
雙方的高層互訪和重要往來，不僅增加了相互信任和理解，擴大了共識，而且雙方確立了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各國間的互利合作，為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夥伴關係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3.中國與東盟組織確立關係，並形成地區經濟、安全合作的磋商、合作機製。
1991年7月，中國外長錢其琛首次應邀出席東盟外長會議，與東盟建立了對話關係，中國成為東盟的磋商夥伴國。中國支持東盟國家在建立亞太多邊安全合作機製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自1994年中國除積極參加一年一度的“東盟地區論壇”（ARF）會議，成為ARF成員國以外，從1995年起還開始與東盟進行定期的副外長級高級官員磋商，共同討論政治與安全問題。1996年7月，東盟將中國升格為全麵對話夥伴國。對於東盟國家提出的開展預防性外交、建立信任措施等建議中國也做出了積極的反應。中國願意繼續與東盟就本地區的安全問題進行雙邊的或多邊對話，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磋商，使安全合作進一步發展並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特別值得提出的是，1997年12月，東盟與中、日、韓三國首腦舉行“9+3”會晤和東盟與中國的“9+1”會晤，是中國與東盟關係發展的最高峰，這是中國與東盟最高級領導人之間的首次峰會，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確定了中國—東盟關係發展的框架和目標，並宣布建立中國—東盟麵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這標誌著中國和東盟關係走向了一個新的裏程。宣言第八條中，明確雙方“承諾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或爭端”，“以冷靜和建設性的方式處理有關分歧”，“不讓現有的分歧阻礙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
中國和東盟組織還確信雙方的經貿合作有著巨大的潛力和廣闊的前景。1993年，中國與東盟組織進行了首次經貿、科技合作和文化等方麵的磋商，雙方同意建立中國—東盟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審議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科技合作和經濟執行情況，並研究進一步擴大科技合作和經貿關係的措施。1997年2月，中國—東盟聯合合作委員會成立，加上此前建立的中國—東盟高層政治磋商、中國—東盟經貿聯委會、中國—東盟科技聯委會以及由東盟國家駐華使節組成的東盟—北京委員會，從而確立了雙方總體對話合作框架。
（二）經濟合作。
中國與東盟國家政治環境的改善，為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發展及區域性經濟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氛圍。國際經濟大趨勢和中國與東盟國家發展本國經濟的需要，推動了雙方的經濟合作。二戰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經濟的相互依賴日益緊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隻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經濟，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中國與東盟同屬發展中國家，都麵臨消除貧困、發展經濟的共同目標。東盟國家雖然連續多年保持高速增長，經濟呈現繁榮局麵，但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度較大，為了減少這種依賴，東盟國家希望擴大同本地區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共同努力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國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也必須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首先是鄰近的東南亞國家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擴大合作範圍，求得共同發展。另外，世界經濟區域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歐共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這些區域經濟集團的形成和建立，將對中國和東盟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麵對這一挑戰，東盟啟動了“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同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還積極倡導在更大範圍內由東亞國家組成自己的經濟集團，以抗衡其它類似的組織。“為了保障世界的公平貿易，馬來西亞認為中國應該在這個集團的組成方麵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馬哈蒂爾的建議反映了東盟國家麵對世界經濟集團化趨勢的發展，要求加強該地區國家經濟合作的願望。
中國和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也具體存在著有利條件和客觀基礎，雙方在經濟上存在著明顯的互補關係：（1）資源互補。中國雖然資源品種齊全，儲量豐富，但人均占有量與世界水平相比還很低。某些產品，如石油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要求將迅猛增加，東盟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文萊都有大量石油出口。東盟國家的木材和木材加工品、天然橡膠、棕櫚油始終是中國需要進口的產品。中國的煤、金屬礦砂、非金屬礦砂、棉花、茶葉是東盟需求的工業原料，隨著雙方經濟的發展，對這些原料的需求還將進一步擴大。（2）產業結構和技術的互補。中國擁有完整的工農業體係，有多層次、多樣化的技術與產業結構，既有宇航、原子能、生物遺傳工程等相當先進的技術產業，也有勞動密集型產業部門。中國幅員遼闊，沿海和內地的經濟水平和產業結構層次差別很大。東盟國家雖然在總體經濟水平、產業結構和中國類似，但各國差異很大。新加坡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屬第一層次，馬來西亞、泰國次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處於第三層次。這種經濟水平和產業結構的不同層次正好與中國相互交叉，形成產業結構互補。（3）出口產品互補。中國和東盟在紡織品、皮革製品等一些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類同，存在競爭的一麵，但可以在花色、品種上進行調劑。東盟國家基礎工業薄弱，對機電產品需求很大，而中國則有完整的工業體係和機電產品係列與西方國家產品相比，質量相當，價格卻便宜得多，中國對·東盟機電產品出口大有潛力可挖。（4）勞動力和市場的互補。中國熟練勞動力和工程技術人員數量多、素質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泰、馬等國已出現的這類人員短缺問題。中國人口眾多、市場潛力極為可觀，東盟也有近4億人口，人均收人略高於中國，雙方可以形成消費互補。互為市場，還能減少對美、日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中國與東盟國家地理上的鄰近，為雙方經濟合作提供了條件。另外，東盟的華人、華僑眾多，他們不僅為當地的經濟繁榮做出了貢獻，而且在推進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中也會起到重要的橋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