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美蘇關係曾經是國際政治中的主導因素，它對當時及以後國際政治產生了極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1991年蘇聯解體隨著冷戰的終結，美蘇關係已為美俄關係所取代。在今天，當我們考察美俄關係的重要性的時候，基本上是從下列角度出發的：美國仍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俄羅斯則是當前多極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極；俄羅斯仍是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核大國，兩國的核裁軍進程對於全球核安全和核裁軍具有直接的作用；俄羅斯仍然對獨聯體國家、中東歐地區和遠東地區的安全角勢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美國也把上述地區看作是建立其國際新秩序和遏製俄勢力最為關鍵的地區。可以說，美俄關係如何發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製約著未來世界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格局的建立。
一、冷戰後美俄之間關係的演變
冷戰後美俄關係的發展經曆了一個曲折的曆程。從美國方麵來看，美國的對俄政策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布什時期和克林頓時期。
蘇聯解體之前，美國對是否向蘇提供援助一直持觀望態度。
1991年底俄羅斯在蘇聯解體的基礎上誕生，美國的態度馬上明朗化。布什政府除了公開支持葉利欽上台執政外，還乘機加速對俄羅斯的全麵演變，企圖按照西方的民主樣板改造前蘇聯，布什政府除在政治上施加壓力外，還以經濟援助作為誘餌。1992年1月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援助國協調會議上，美國宣布了一項緊急援助計劃，向俄及其它前蘇地區共11國和24個城市提供2800萬美元的剩餘軍用食品和醫療物資。同年4月，西方七國集團提出向俄提供24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其中美國承擔45億美元），並表示願讓俄延期償還拖欠的800億美元債務。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對俄的這種“友好”姿態令俄羅斯人迷戀不已，這帶動了兩國關係突破性的發展，其明顯的標誌是葉利欽於當年6月對美國進行了“首次正式國事訪問”。雙方簽署了“具有曆史意義”和“決定美俄關係性質”的《美俄夥伴和友好關係憲章》（即《華盛頓憲章》）、美俄關於削減戰略核武器的《聯合諒解協議》，以及有關雙邊合作的一係列文件、協定和多項聯合聲明。對此雙方都宣稱葉利欽的這次訪問“標誌著（兩國）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布什語），也“標誌著兩國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的根本變化”（葉利欽語）。葉利欽受到的熱情歡迎在莫斯科一華盛頓關係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葉利欽和布什之間的“熱線”使用之頻繁也超過了美國和前蘇聯任何領導人。葉利欽每有大的舉動幾乎都要先向布什通報。此外，美俄間各種級別、各種渠道、各種形式的對話、交流日益增多，並決定“將定期舉行首腦會晤”，至此達到兩國關係的“蜜月期”。雖然1992年下半年美國曾多次承諾向俄提供大量援助，但由於自身問題嚴重，加上美國內“孤立主義”思潮抬頭和布什出於對大選的考慮等，不得不把精力放在國內。因此，援俄的承諾虛多於實。1993年初，布什作為美國總統即將離任，但他還訪問了莫斯科，同俄羅斯達成了削減戰略武器的第二階段協議：根據協定，雙方各將自己戰略武器裁減2/3，俄羅斯方麵同意全部銷毀它的重型多彈頭陸基洲際彈道導彈。這實際上是個不對等的削減協定，由此確定了美對俄的核優勢。協定簽訂之後，美俄都宣稱兩國關係進人了“友誼與夥伴關係的新紀元”。
1993年克林頓入主白宮後，美國更加重視並加速對俄羅斯的演變。克林頓甚至批評布什政府在援俄方麵“過於謹慎”，他力促西方盟國在援俄問題上采取更加大膽和堅定的行動。他強調“繼續保持俄羅斯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使它繼續朝著市場改革和減少核威脅的方向前進，非常符合我們的利益”，他認為對葉利欽的援助和支持，也就是對美國自己的“投資”。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克林頓從兩個方麵采取了實際步驟：（1）在援俄問題上更加積極。1993年4月，克林頓與葉利欽在加拿大的溫哥華會晤，商定了兩國加強經濟合作的一攬子計劃，宣布美國對俄羅斯的援助從4億美元增加到16億美元。同時他又促成西方七國允諾援俄434億美元。次年9月，葉利欽訪美時，美俄簽訂“經濟進步夥伴關係”聯合聲明，同時簽訂一係列具體協定，美答應通過國際組織將向俄提供160億美元的援助。（2）1993年9月，克林頓政府提出“擴展戰略”，大致確定了以北約為核心，在原蘇聯和東歐地區加緊擴展西方的“民主製度”和市場經濟體製，以期將東歐納入西方安全和西方價值觀的範圍戰略。1994年1月，克林頓又通過北約提出一個所謂“和平夥伴關係”框架計劃，這是“擴展戰略”的具體化，現在已有21個國家簽署了該計劃的框架文件（包括俄在內）。下一步計劃便是將北約向東擴展。美國的目標是要將原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的國家都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體係之中。
然而，1993年底俄國內形勢的變化及1994年初俄對外政策的調整令美國震驚。美國發現俄羅斯“在許多方麵強烈的親美態度已被令人不安的反美立場所取代”，美國國內要求修改對俄政策、反對將“西方民主的前途”的賭注押在葉利欽一人身上的呼聲日益高漲，朝野人士的多種勸諫促使克林頓開始調整對“俄羅斯優先”的政策，麵對俄日益獨立、強硬的對外政策，美國的對俄政策也逐漸轉向務實、強硬。
同美國一樣，冷戰後如何處理俄美關係是俄羅斯獨立以來首要的外交課題。自1991年12月以來，俄羅斯對美政策的演變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1991年底至1992年底的對美“一邊倒”時期；1992年底至1993年底開展東西方全方位外交的時期；1994年初以來在恢複強大的俄國的基本國策指導下尋求俄美關係的利益均衡的時期。
獨立之初的俄羅斯對美國政府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對俄羅斯政權的支持感激不盡，另一方麵還一廂情願地認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會真心實意地幫助俄進入西方大家庭而實現經濟繁榮。因而在獨立之初，俄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與美國建立親密無間的戰略盟友關係。俄美兩國在1992年初簽署的《關於兩國新關係的戴維營聲明》中寫道：“俄羅斯和美國不把對方視為潛在的敵人。從現在起，它們關係的特點將是友誼和夥伴關係”，“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盡一切努力來倡導共同的民主價值觀”。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是俄要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體化，把賭注押在依靠西方經濟援助來進行改革上。不料俄羅斯幻想中的“資產階級國際主義”並未出現，令俄極度失望。首先，西方並未因俄在國際問題上對其遷就而投桃報李，1992年許諾的240億美元援助實際上隻兌現了150億，1993年允諾的434億美元真正兌現的僅40億；其次，美堅持援俄要附加種種條件，每當俄政策向西方靠近一步時，美國就施舍一點，這不僅極大地傷害了俄的民族感情，而且使俄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日益下降；再者，“西靠”政策使俄失去在中東、非洲及其它地區的一批傳統盟友。因此，親美政策引發了俄國內民族主義勢力的重新抬頭，並被指責為“賣國外交”。這說明俄對美“一邊倒”的政策已經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