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爭奪中也有合作，在國際新秩序和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主導權問題上，日本與美國都互有所求。日本謀求“政治大國”地位，力爭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目標雖很明確，但是國際社會對日本仍然抱有戒心。它在亞洲爭奪主導權的活動也得不到亞洲國家的積極響應，相反亞洲國家對其多有戒懼。為此，日本需要美國的支持，甚至有時候必須由美國來拉它一把，當然，它還需要美國來共同對付一個日益強大起來的中國。而美國雖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上仍高居世界超一流大國的地位，但是為了保持這一地位，它也需要在多極紛起的世界上，在不平衡的美歐日三角關係中，利用歐洲和日本的夥伴關係來達到目的。尤其在亞太地區，它需要日本協助它維護地區安全，確保其在亞洲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存在。因此，美國的亞洲戰略與日本的政治雄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合拍的。近幾年來，美日通過不斷地協調立場、平衡差異，不僅摸索出了一套解決經濟貿易摩擦的新方式，還就重新確立兩國安全保障合作達成了一致，這就顯示了美日關係協調合作的麵重趨加強的特征，有人甚至據此認為“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美日東亞軸心’的新的特殊關係”。
（三）安全同盟。
應該說，美日軍事同盟關係是在戰後以來兩國雙邊關係中受到挑戰最多的問題，冷戰結束後，更是麵臨著或廢止或更新的抉擇。美國經過數年的醞釀，終於決定重建同盟以達到確保東亞主導權的目的，為此一度大造輿論，渲染“遠東不穩定因素”增多，宣揚“美國軍事存在的必要性”等，給新形勢下的美日軍事同盟尋找根據。而日本雖在一些國際政治問題上與美國各持己見，有時甚至分庭抗禮，但在地區安全問題上仍有賴於美國的支持。1995年美國發表《東亞戰略報告》，強調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本則製訂出新的《防衛計劃大綱》，與之相呼應。1996年4月，克林頓對日本做了3天正式訪問，與橋本首相會談後共同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宣言稱：美日安全同盟將“繼續成為21世紀亞太地區維護穩定與繁榮的基礎”，兩國“要著手修改1978年製定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當日本周邊地區發生的事態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產生重要影響時，兩國將進行嗟商與合作”。《聯合宣言》的發表實現了美日同盟的重點由“對抗蘇聯”向“對付遠東緊急事態”的轉變，並正式確認了冷戰後美日同盟關係的基本框架，成為兩國同盟關係的重要轉折點。1997年9月，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正式公布，對1978年兩國製定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原則規定又做了新的修改，使上述《聯合宣言》的綱領和方針具體化。這項“新指針”不僅使日本徹底走出“戰後”的陰影，而且使美日同盟事實上“更接近對等的夥伴”。
但是，美日同盟的加強，並不能夠徹底消除美日在亞太安全問題上的根本矛盾，日本爭做地區大國以至全球大國的夢想並沒有改變，目前它隻是采取了依從美國的領導、做霸權國的“合夥者”的策略，美國雖然口口聲聲把日本視為一位平等的夥伴，但事實上兩國在同盟中的關係仍是不平等的，美日新的安全同盟實際上是雙方妥協的產物，並沒有解決美日之間深層次的分歧。
四、冷戰後美曰關係對亞太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
冷戰後美日關係的新變化和新特征，對於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格局來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美日安全同盟關係的重新定位，導致了亞太尤其是東亞地區安全戰略態勢的劇烈震蕩，一個以美日同盟為軸心的東亞安全體製符合美日的共同心願，卻嚴重違背了東亞地區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從而成了地區安全新的不穩定之源。
從亞太地區多邊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美日關係的重新定位過程所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總體上相對穩定，多邊外交非常活躍，推動了本地區各國的相互溝通和了解，經濟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不斷加強，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多邊安全機製的探討和形成。最為突出的是1997年這一年，中美俄日四大國首腦接踵實現了互訪，為亞太地區國際關係格局的定型化打下了基礎，也為本地區新型國家間關係的模式樹立了典範。而且近年來由東盟倡導並主持了一個地區安全論壇——ARF（東盟地區論壇），又給地區的多邊安全合作提供了一個成功範例。人們對這樣一種協商共處、和平合作的亞太潮流充滿期望和信心。美日之間就經貿問題所實現的協調也有利於加強這一潮流，但是美日安全同盟的重新強化則不可避免地給上述潮流造成負麵影響。因為，美日新同盟片麵強調了軍事合作的作用，把雙邊的安全合作事務置於最優先的位置，並人為地製造出所謂“潛在威脅”與“對手”，渲染了周邊地區衝突的“可能性”，還把事關第三國的問題（如中國的台灣問題）納入雙邊解決的範圍，這一切不能不引起亞太其他國家的懷疑和不安。特別是戰後至今，日本從未就其軍國主義的曆史進行深刻的反省，美日同盟的強化在美國來說雖有拉住日本、防止其軍國主義再起的考慮，但根據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日本卻獲得了更大程度的防衛自主權，能夠在相當範圍內和相當程度上采取主動性軍事行動，這種態勢對於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苦難的亞洲國家來說，自然是一種新的威脅。
其次，從中美日三角關係的角度看，美日關係調整的影響更加值得關注。冷戰結束以後，亞太地區的三角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美中蘇大三角關係不複存在，替代它的美俄中三角關係的重要性明顯下降；相比之下，美中日三角關係上升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三角關係，主導著亞太地區和整個國際關係格局的重組和特性。其中，無論是美中關係、中日關係，還是美日關係，與冷戰時期相比都有很大變化。中美關係自美國克林頓總統上台後，渡過了一段由麻煩不斷到爭執激化，再到協調平衡的時期，最後（1997）雙方確認了“建立麵向21世紀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中日關係在冷戰後也有很大變化，主要表現是，由於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在侵華曆史上的頑固態度以及兩國在經貿、領土和其它領域存在的一些爭端，導致了雙方不信任增強，雙邊關係中麻煩不斷，不過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20周年（1998）前夕，雙方還是就發展麵向21世紀的中日和平友好關係確定了基調，維持了雙邊關係的良好發展勢頭。相比之下，中日關係的發展落後於中美關係，當然更無法與美日關係的密切程度相比。但這三種雙邊關係卻是密切聯係在一起。中日關係發展的滯後一定程度上與美日關係的重新定位直接相關，因為美日關係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的，或者說是有著平衡中美和中日關係的目的。最能反映這一點的還是美日安全同盟的“再定義”。在美日複位安全同盟條約的過程中，始終是把對中國的發展動向作為關心的焦點之一，1996年4月的美日安保聯合宣言中特別提到，“對於這一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來說，中國發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1997年9月的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將兩國防衛合作的範圍明顯擴大，提出了所謂“周邊地區”的模糊概念，事實上暗指整個遠東地區，包括中國的台灣海峽在內。這在新指針出台前後日本官房長官梶山靜六、外相池田行彥等人的發言中有公開體現。總之，美日關係的重新調整明顯受到“中國威脅論”和“遏製中國論”的幹擾。中美日三角關係是一個不均衡的、易受影響的關係。
最後，從亞太地區重要的熱點問題解決的角度看，美日關係的重新調整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美日重訂盟約明顯有針對冷戰後日益不穩定的朝鮮半島局勢和經常造成中美關係倒退的台灣海峽的意圖。對此，美日方麵均不諱言。在新的日美安保同盟宣言發表前，美國國防部長佩裏曾公開表示：“麵向21世紀的日美安全合作的主要課題是對付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的不穩定局勢”。日本亞洲問題專家井口隆也指出：日美安全合作的“防範對象變化了，過去潛在的敵人是蘇聯，現在則把注意力放在地區危險上，如北朝鮮和中國等”。
另外，在南海問題上，由於美日同盟明確地把雙方安全合作的地域範圍擴大到“馬六甲海峽”，從而使得本來就已不很平靜的南海諸島爭端更加複雜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