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階段美日兩國對重塑同盟關係做出了試探性的努力，主要表現是，1992年1月，美國布什總統訪日並與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共同發表《東京宣言》，宣稱兩國決心“攜手並肩，承擔建立新時代的特別責任”，並準備“靈活地使用美日安保條約和有關規定”，使美日同盟關係成為“具有全球性的合作關係”。美國正式確認了與日本的“全球性夥伴關係”，日本則投桃報李，承諾“將焦點對準貿易和投資關係”，“解決經濟摩擦”。同時雙方還製定了一份《全球夥伴關係行動計劃》，規定了兩國在裁軍和軍務管理、環境、科技以及地區問題等領域的具體合作措施。
《東京宣言》的發表和《全球夥伴關係行動計劃》的製訂對冷戰後美日關係的重新調整定下了基調。
有人在專門研究了從1989年夏東歐劇變到1993年1月美國總統布什離任這一時段的美日關係後，得出的結論認為：“可以說，摩擦加深和依存增強是貫穿冷戰終結前後美日關係發展的兩條主線，而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美日之間的許多矛盾正是產生於他們的相互滲透和依賴。”“美國學者伯格斯藤把變化中的美日依存委婉地稱為‘競爭性的相互依存’。這種提法反映了美日在處理雙邊關係中共有的複雜心態。他們意識到舊的依存基礎已經變遷，日益深刻、廣泛的矛盾難以依靠傳統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得到解決。但通過依存獲得的利益和破壞依存可能帶來的損失又是使它們不願或不能使用割斷聯係的辦法解決矛盾。它們隻有通過更深的依存，獲得更多的製約對方的途徑，來保證自己的安全。……有些美國學者已經在建議‘有意識地建設日美間競爭性的相互依存關係’。在今後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美日關係很可能仍保持這種摩擦與依存並存的狀態。”我們也認為使用“競爭性的相互依存”來表述美日關係在過渡階段的特征是較為準確的，因為這種表達既說明了美日關係相互依存的主要方麵，又突出了競爭性加強的新趨勢，更加符合過渡階段美日關係的實際情況。
三、冷戰後時代美日關係的新特征和主要問題
1993年開始，由於蘇聯的完全解體和美國總統的新舊交替，可以說世界才真正踏入冷戰後時代。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美日關係也麵臨著調整的新契機，從實踐上來看，美日關係中的三大支柱（安全同盟、政治合作、經貿關係）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表現出許多新特征：這三大支柱的矛盾與合作的不同方麵也都有發展，有時矛盾幾乎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有時相互間的合作表現得又非常協調。
（一）經貿關係。
首先是雙方由來巳久的貿易摩擦問題。由於美日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已成為涉及兩國基本經濟貿易結構的深層問題，它隻能會時時導致兩國貿易衝突加劇。在美國方麵，克林頓是打著重振美國經濟的旗號入主白宮的，他把經濟外交當做頭等大事。在克林頓的第一任期內，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明顯加強，美國更多地運用對外貿易製裁的手段，強烈要求別國對其開放市場，對日本就是力促其壓低汽車零部件進口的價格和開放其農產品市場。而日本方麵，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也不會在貿易問題上讓步過多，何況日本還試圖利用貿易問題上的主動來達到其它目的。雙方的貿易摩擦一開始仍然沿著80年代的模式不斷激化，以至於1994年美日兩國曠日持久的“貿易框架談判”曾一度將兩國關係推向大規模貿易戰的危局中。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特別是在1995年6月美日兩國在汽車貿易方麵達成了協議後，兩國貿易摩擦開始趨緩，美國對日貿易出現下降，從而影響了貿易在兩國關係中的重要性，美日經貿矛盾的態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探究其真實原因，可以看到的是，日本經濟形勢由於90年代初“泡沫”的破滅而逐步走人困境，最終還難逃亞洲佘融危機的侵襲而元氣大傷。而美國經濟則實現了以信息產業的全麵發展為基礎的強勁增長，光彩重現，進人所謂“新經濟”時代；當然，美日貿易摩擦趨緩也說明美日貿易摩擦的模式在發生著悄悄的變化，不再單純走80年代“美壓日讓”的舊路子，開始由顯趨隱，但並沒有改變性質。另外，美日能夠達成合作協議，減輕貿易摩擦壓力的根本原因也未變，主要還是：兩國相互依存的程度早巳使得他們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對於經濟貿易摩擦，日本雖占據主動，維持著長期對美貿易順差，但它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遠遠大於美國對日本市場的依賴。這也是為什麼日本過去常常在美國的貿易報複下一再妥協的原因之一。當然，美日在發展經濟、擴展貿易方麵始終是互有所求的。1997年起於東南亞的泰國，很快蔓延至整個東南亞地區以至韓國，最後殃及日本的亞洲金融危機，再一次暴露出了美日之間互相忌諱、互相拆台的經濟利益之矛盾本質，但後來美國不能不顧及到危機影響的全球性質而出麵幹預，幫助日本和東亞其它國家渡過危機，這又說明了美國與東亞尤其是日本的經濟聯係是無法割斷的，美國不可能做到真正袖手旁觀。
美日之間的另一個經濟矛盾焦點是爭奪對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主導權問題。1993年以後，受歐洲和北美地區經濟集團化趨勢加劇的影響，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步伐明顯加快。日本在美國的貿易政策壓力下，受亞洲經濟增長和日元不斷升值等因素的刺激，開始“脫美返亞”，不僅在貿易結構上開始從依賴美國轉向重視亞洲，而且進一步加強了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的政府開發援助與經濟技術合作，繼續悄悄經營其“日元經濟圈”，不斷宣揚日本在東亞地區經濟合作中的“領頭雁”作用。日本特別希望能夠奪取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以在一個多極競爭的世界上加強自己與歐美較量的實力。而美國也開始將對外經濟戰略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製訂了新的亞太戰略。克林頓政府於1993年正式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構想。其意圖在於：借助亞太地區經濟的活力來帶動美國經濟的振興，同時防止東亞的經濟發展與地區經濟合作脫離美國的戰略軌道。美國還希望通過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促進地區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並試圖掌握和控製亞太經合組織的主導權，讓它按照符合美國亞太戰略利益的方向發展。日美兩國同時在亞太地區擴展勢力和影響的結果可能導致它們圍繞亞太地區主導權的爭奪激化。但是，日本對於公開與美國爭奪亞太領導權還是有所顧慮，比如它在建立“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EC）問題上一開始就閃爍其詞，最後甚至表示不予支持，就是因為美國方麵對此過於敏感並極力反對的結果。
（二）政治合作。
冷戰後美日關係中的政治合作總體上應該說比冷戰時代有所削弱，矛盾的方麵較合作的方麵為突出，主要原因是冷戰時代政治上最大的共同敵人已經消失，維係美日政治團結的一條紐帶斷掉了。過渡階段美日關係重新定位時雖然把雙方的政治合作放到了比較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攜手並肩”去“創建新時代”的理想，但象征的意義較大。
’冷戰後時代，美日矛盾加劇，集中表現在兩國對亞太地區領導權的爭奪上。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積極圖謀獨霸世界，企圖建立以美國為領導的西方中心世界。克林頓政府的全球戰略是“兩洋並重”，在大西洋兩岸構築“跨大西洋共同體”，以北約東擴為手段，極力維護美歐聯盟關係，並向東歐和獨聯體地區滲透，牽製俄羅斯；在太平洋兩岸則策劃“新太平洋共同體”，以重建美日同盟為契機，拉住日本，遏製中國，在遠東地區稱雄。對此，日本的看法是，隨著國際格局的變遷，美國一家獨霸天下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現在應建立日美歐三極協調的西方共霸體製，日本有能力分享領導權，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國際貢獻”，特別是在亞太和東亞，日本認為它可以做更多事情，並不一定要事事仰看美國，美日關係應更加強調合作，突出日本的位置。日本的看法在過渡階段已有凸顯，從它對“國際新秩序”的態度，力爭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處心積慮地構築“東亞經濟圈”的行為中都可以得到印證。在相當長時期裏，日本不會改變其基本政治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