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的美日關係是亞太地區國際關係重新構造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研究美日關係的變化，揭示其實質，闡明其影響，對於理解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戰後美日關係演變的軌跡與特點
冷戰後的美日關係乃是戰後美日關係的延續和發展。由於冷戰的結束是以蘇東一極的坍塌、沒有經過像一戰和二戰那樣劇烈的陣痛過程而實現的，所以冷戰後的國際關係自然也大量保留著戰後國際關係的許多特點，尤其是在西方聯盟內部，基本上保存了過去的關係架構，清晰地記載著冷戰的曆史。因此，在剖析今日美日關係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戰後美日關係演變的軌跡。
二戰結束後，美國對日本進行了長達7年的軍事占領。其間，美國在日本通過實施一係列的改造和改革措施，給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一般地，人們把這一時間的美國對日本的占領政策分成三個大的階段，即：第一階段從1945年9—10月，大體上是美國占領當局實施以解除武裝、實現基本民主權利為主要內容的早期措施階段；主要任務是解除日本武裝、審判戰犯和整肅。第二階段是從1945年10月開始的大規模民主改革階段。在這一階段，美國根據自已的國家體製模式和利益要求，在保留日本天皇製的前提下，為日本創設了議會民主製度，從而改變了日本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特別是為戰後美國和日本之間特殊關係的形成打牢了根基。
但自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主義提出、美國冷戰政策出籠後，美國對日政策開始轉變重點，轉向了扶植日本、重新武裝日本，將日本納入美國“遏製”蘇聯及共產主義“擴張”的政策軌道上，並使日本逐步成為美國在遠東的依靠。從而使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進入第三個階段。根據1948年3月25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向總統提交的對日政策文件，美國對日政策轉變的主要方針是：推遲締結對日和約，以便延長美國占領；減緩或停止日本民主改革，限製勞工組織的權力；放鬆反壟斷措施；把日本經濟複興和政治複興放在優先地位。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美國又改變原定的推遲對日締結和約的主張，轉而加緊進行對日片麵媾和的工作，並最終於1951年9月8日實現了目的。與《舊金山和約》簽訂的同時，美國還與日本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獲得日本允許其無限期、無限製駐軍的權利。據此條約，駐日美軍不僅“可以維護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和日本免受外來武裝進攻之安全”，還可以根據日本政府的要求，鎮壓日本國內的“大規模暴動和騷亂”。美日之間還訂立了一個實施該條約的《行政協定》，據之，美國可在日本任何地方設立軍事基地，美軍事人員及其家屬犯罪不由日本判處，日本還要分擔美軍駐留的部分費用。從此，日本正式成為美國在東亞聯合抗蘇、遏製共產主義的天然盟友，美日關係作為美國太平洋政策的支柱一開始就具有“美主日從”的特征，雙方互相配合，但關係並不平等，也不對稱。
在此後的整個冷戰期間，美日關係受製於國際格局的兩極對峙模式，始終沒有發生什麼根本性的變化，但是，矛盾和鬥爭的存在也不可忽視。隨著日本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增強，美日關係從50年代中期便開始出現一些齟齷，導致雙方重訂安全條約，即：1960年1月雙方在華盛頓簽署的新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新條約刪去了美國可參與鎮壓日本國內的“暴亂和騷亂”的條款，並規定雙方有發展“抵抗武裝進攻”的軍事能力和共同應付“對在日本管理下的領土上任何一方發動的武裝進攻”的義務。盡管通過該約，日本方麵取得了在雙邊關係中更大的自主權，但美日關係的不平等和不對稱的特征仍然突出，日本仍然不過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一個“小夥計”。
70年代，美日關係甚至因為兩次“尼克鬆衝擊”而蒙上巨大陰影。還曾因“歸還衝繩”和“紡織品貿易摩擦”兩個問題而一度出現緊張。這主要是因為此時的日本已經在經濟上強大起來，並開始強烈要求在政治上擺脫戰敗國陰影，在國際社會上重樹形象。對此美國也不得不承認，“日本的興起是一個具有巨大意義的政治事實”，美日兩國“在異常大的程度上是相互依賴的”，美國政府也相應地調整了其對日政策，把日本看作其“最高價值的夥伴”對待。70年代美日關係變化是冷戰期間美日關係的第一次轉折，也成為此後美日關係的結構調整以至冷戰結束後美日關係重構的開端。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開提出走向政治大國的口號，積極要做“西方成熟的一員”，試圖全麵走出“美主日從”的雙邊關係陰影，為此日本幾屆政府尤其是大平、鈴木、中曾根等積極推行了“政治大國外交”。而70年代後半期美國卡特政府在外交上推行“三邊主義”戰略，特別重視美國與日本和西歐的關係，強調三邊世界的團結。其中對日關係上進一步確定了相互間的戰略夥伴關係。這些均推動了美日關係的進一步發展。1978年11月，美日相互訂立“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加強了軍事合作。1983年兩國又達成有關提供防衛技術的協定但在經濟領域，雙方的摩擦和鬥爭經常達到白熱化的地步，而總是能夠以美國的多方施壓和日本方麵的妥協而得到暫時的解決。整個80年代，美日關係始終保持了這種既通力合作又摩擦不斷，既協調又鬥爭的不平衡戰略夥伴關係的局麵。
二、過渡階段的美日關係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格局發生曆史性的變化，蘇聯解體，美國相對衰落，兩極格局徹底崩潰。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空前發展，各國間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國際間以經濟和科技為中心的綜合國力較量成為國際關係的主流，新的國際格局開始逐步取代舊的國際格局。在新舊交替之際，美日關係也開始了戲劇性的“走出戰後”的轉變。
由於日本經濟自80年代中期以後一直到90年代初保持著穩定發展的勢頭，從1986年12月到1991年9月，日本經濟出現了持續58個月的所謂“平成景氣”，經濟實力暴脹。與此相反，到1988年，美國的經濟實力持續相對下降。到199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於美國的60%，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比美國高出10%。同時，美國對日貿易逆差急劇增加，自80年代中期以來始終保持在500億美元上下。兩國在經濟領域的矛盾日益加深。在高技術領域，日本也開始向美國發起挑戰。不僅在美國曾稱霸世界的鋼鐵、電視、汽車、半導體等領域，日本已一一超過，而且在新興高科技領域，如高清晰度電視、超導、超級電子計算機等領域，日本也同美國展開了激烈競爭，某些領域已超過美國。特別是1991年海灣戰爭以後，美國更加憂心忡忡地注視著日本尖端技術以高於美國的速度發展，對本國尖端軍事工業日益依賴日本零部件的趨向深感不安。同時，經濟領域的摩擦擴展到政治領域，進而深化成為感情、文化、心理的摩擦，使這一時期的兩國矛盾呈現出一種多層次、全方位的複雜狀態，由此又帶來了美日兩國國內日益嚴重的“反日”和“厭美”情緒。在美國國內，以1989年日本索尼公司和三菱房地產公司分別收購美國哥倫比亞製片娛樂公司和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大廈為導火索，興起了一股“敲打日本”、“遏製日本”的輿論潮流，“日本威脅論”一時間大行其道。這給美國的對日政策施以很大影響，以至於美國每逢大選或國會改選，“敲打日本”已成慣例。美國政府對日本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與此同時，日本國內也出現了一股對美強硬的思潮。典型例子就是索尼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和國會眾議員石原慎太郎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一書。該書猛烈抨擊了美國對日本實行“植根於人種偏見”的經濟貿易政策，鼓勵日本人拋棄二戰後形成的“小國意識”和屈從美國的意識，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承擔起新時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為創造新的世界曆史的主角。該書出版後在日本國內產生巨大反響，在美國政界和輿論界更引起震驚。其後，石原慎太郎又分別與別人合寫了《日本還要說“不”》和《日本堅決說“不”》等著。在國內輿論的推動下，日本政府也針鋒相對地“敲打美國”，在經貿談判、美軍基地、地區及國際合作等方麵設法對美國表達怨氣、發泄怒氣，爭取所謂“自主權”、“平等權”、“優先權”。當然，日本政府在“敲打美國”方麵並不可能走得太遠，特別是海灣戰爭爆發後，·美國在“沙漠風暴”行動中表現出的霸道與張揚，以及日本所扮演的責任分擔國角色，顯示出美日關係在某些領域、某種程度上仍然未能擺脫昔日的主從模式。但是，兩國關係已經出現更為複雜的局麵，美日同盟的命運麵臨新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