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是由政治、經濟、安全、文化諸領域關係構成的整體。冷戰時期，中日兩國曾長期敵對，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後，兩國睦鄰友好關係有了較快的發展，但仍局限於雙邊關係的範疇，並受到超級大國的掣肘。冷戰結束以後，中日關係跳出了以往兩國關係的狹隘範圍，並在國際政治中開始具有重要意義。
1994年3月，細川護熙訪問中國時指出：“日中關係已進入新階段。”江澤民主席也認為“中日關係進入了全麵發展的新時期。”的確，自冷戰結束以來，中日友好關係的發展狀況令人欣喜無比，無論政治、經貿、安全，還是文化交流方麵均巳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然而，隨著中日兩國間交往的日漸頻繁，兩國間的矛盾與摩擦明顯增多，而且程度較之冷戰前呈上升趨勢。這一切都使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呈現出新的麵貌和特點。
一、中日間的友好合作
冷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及中日雙方各自外交戰略的調整使得兩國不僅有必要進行合作，而且能夠多方麵合作，日本的許多政治家都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繁榮與穩定對日本有利，對維護亞洲的發展與安全也是極為重要的條件。中國是日本和平發展的重要外部推動力量，而日本現代化的經驗教訓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車之鑒。因此，冷戰後中日關係的全麵發展不僅勢在必行而且順理成章。
（一）政治關係。1989年8月9日，海部俊樹組閣後，因美國國會對華態度嚴厲，加之日本自民黨及政府內部對華態度尚未統一，所以其對華政策相當慎重。但不久，海部俊樹對華政策的輪廓便比較清晰起來，其首要目標是促使中國穩定，在歐美允許的範圍內重新恢複原有的對華關係；其次是促使中國對西方采取協調態度，保持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第三是減少中國對日不信任，在亞太地區有關問題上謀求中方合作；第四是在軍備控製、裁軍問題上予以配合。海部俊樹一麵通過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等場合，向歐美說明日本對外政策思路的合理性；一麵與布什政府協調日美對華政策。1991年8月，海部俊樹首相作為1989年6月以來第一個來訪的西方國家領導人，對北京進行了為期3天的正式訪問，並決定提供第三批日元貸款中1991年度的全部貸款，使兩國關係恢複正常。海部俊樹首相強調“日中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認為在當前形勢下加強對話日益重要，因為“穩定發展日中關係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的穩定與繁榮都具有重要意義。”他在北京發表了題為《新的世界與日中關係》的政策講演，還提出了90年代對華政策的一個新主張，即建立“世界中的中日關係”，其內容包括“兩個協調”、“三個轉變”：
“兩個協調”，即日中關係的發展要與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協調；要與日本走上政治大國的世界戰略相協調。
“三個轉變”，即立足點轉變。指中日關係要從過去僅限於兩國關係變為立足亞太以至整個世界；雙邊關係內容的轉變。指由過去以經濟關係為主轉變為政治經濟並舉，從根本上克服過去“經濟主動”“政治被動”的局麵，改變過去“隻強調對戰爭進行反省和經濟合作”的對華政策；效果的轉變。即要把對華政策由過去僅對二戰侵略罪行的懺悔轉變為將其納入日本政治大國戰略的軌道，為日本實現政治大國創造較好的周邊環境。
1991年11月，宮澤喜一當選首相，他更將中日關係視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提出“日中關係與日美關係是日本外交的兩大車輪”，從而將日中關係提到了“與日美關係同等重要的位置”。1992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日本政界核心人物積極推動了江澤民總書記和日本天皇的互訪，這是中日兩國最高級別的互訪，是中日關係史上的第一次。宮澤首相在歡迎江澤民總書記一行的致詞中強調，“今天的日中關係不僅是兩國之間或地區性的關係，而且正進入‘世界中的日中關係’時代”，表示在蘇聯解體、“重建國際新秩序的當今世界”，日本願與中國“相互合作，為亞洲、太平洋地區創造和平環境做出貢獻”。江澤民總書記在致詞中指出，“在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上發展長期穩定的中日友好關係，是中國外交的一項基本政策”。
1993年8月，多黨聯合政權取代統治38年之久的自民黨政權，細川擔任首相。他強調：“對我國來說，維持和發展良好而穩定的日中關係，不僅對日中兩國，而且對亞太以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國將繼續重視日中關係這一基本方針沒有變化”1994年初日本外相羽田孜和首相細川訪華，中國副總理朱鎔基訪日，這一係列高層互訪，推動了中日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羽田上台後，日本政局動蕩，為了防止對華政策失誤，他一上台便提出“改革與協調”的政策，以緩和各方矛盾。其間，法務大臣永野茂門胡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出來的”，羽田旋即表示永野的話不妥，並通過親筆書信分別向中、韓兩國領導人表示歉意，這表明了他高度重視中日關係的穩定。1994年6月，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當選首相，並與以河野洋平為首的自民黨及新魁黨組成三黨聯合政府。村山首相1995年1月20日發表施政演說時重申：“進一步發展日中關係，繼續對中國紮實地推進改革開放政策給予合作”。同年1月，日本大藏大臣武村正義訪華；4月喬石委員長訪日；5月，村山首相訪華，他作為日本首相第一次參觀了盧溝橋，並寫下了“正視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的留言。1996年1月，橋本龍太朗組閣後也明確表示“日本政府支持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方針沒有變化”；11月8日，他在會見記者時強調指出：日中關係“同日美關係一樣，也是最重要的外交關係之一”。1997年11月李鵬總理訪問日本。1998年11月江澤民主席又對日本進行首次訪問，這標誌著中日關係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二）經貿關係。中日政治關係的上述發展使中日經貿關係在量上和質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日兩國經濟緊密合作的框架已經形成，中日經貿關係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
1989年8月，海部俊樹組閣時，日中經貿關係因美國帶頭發起對中國的製裁而處於巨大的困難中：對華貿易量銳減；預定實施的第三批對華日元貸款中止；人員交流也處於滑坡狀態。1990年上半年日對華出口比1989年同期下降41%，為27億美元，從中國進口下降2%，為51億美元。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後，隨著中日政治關係的好轉，特別是海部內閣奉行積極的對華政策，中日貿易從1991年開始回升。1990年11月，日本政府決定恢複第三批對華日元貸款。翌年3月，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國提供第三批日元貸款1990年第三期貸款。同年4月，日本將對華出口保險費率提高到1989年6月以前的水平；8月，海部首相訪華，宣布一攬子提供1991年度日本政府對華貸款，另向中國提供4900萬日元以內的無償援助，追加150萬美元的救濟援助，中日關係從此全麵恢複正常。
此後，中日貿易額迅速增長。1991年中日貿易額首次突破200億大關，1992年又增至為290億美元，1993年，中日經貿關係創造了三個“第一”：一是中日貿易額創曆史紀錄，達390億美元；二是日本對中國的技術出口貿易占中國技術進口的28%，居第一位；三是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資金到位率也居首位。1994年貿易總額達460億美元，再創曆史最高紀錄。1995年中日貿易總額已達570多億美元。進入90年代以來，中日貿易額以每年平均28.3%的速度增加。
與此同時，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熱情也日益回升直至空前高漲。從1990年下半年起，日本來華投資明顯增加，中日雙方為推動日本企業對華投資，還分別成立了“日本促進投資機構”和“中日投資促進委員會”。1992年日本對華投資掀起高潮，這一年，日對華投資項目180個，協議金額為21.73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7.1億美元。1993年，日本再次掀起對華投資熱潮。對華直接投資項目3488個，協議金額近29.60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13億美元。日本對華投資企業數為231個，首次超過對美投資企業數。1994年我國從國外吸引直接投資協議金額增長率有所下降，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仍在大幅度增長，當年日本來華直接投資為20.75億美元，比1993年同期增長60%。1995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量上和質上都有大幅度增長和提高，規模在各國和各地區中排列居第三位。
在對華官方援助方麵，1990年日本向中國提供了7.2億美元的官方發展援助，1992年達10.5美元，1993年約9億美元。
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的官方援助包括日元貸款、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三種類型，主要以第一種類型為主。1990—1995年，日本向中國提供總額為8100億日元的第三批貸款，積極配合“八五計劃”重點項目建設。之後，日本又決定從1996年起向中方提供第四批政府日元貸款，重點協助中國改善交通等基礎設施、防止環境汙染及支持內陸經濟發展，前三年為5800億美元。
（三）安全合作關係。中日安全合作關係也是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中日兩國是鄰國，在曆史上又曾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國家，中日安全合作關係不僅關係到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影響到亞太局勢的穩定和全世界的安全。因而中日建交以後，兩國一直十分重視安全領域的合作。田中角榮曾說過：“就日本來說，不僅需要日美安全條約，還要與中國結成友好關係，有了日美中的等邊三角關係，就可以維護遠東的和平。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是比在亞洲成立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樣的機構更為有利的安全保障。”戰後以來，日本基本上推行的是一條重經濟輕軍事的政策。日本至今還沒有國防部，隻有防衛廳。日本的軍隊還不敢用“軍”字，它的防衛原則是“專守防衛”。冷戰結束後，盡管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但無一任首相敢否定這一原則。村山政權公開稱其為和平內閣，一再表示堅持專守防衛政策，不做軍事大國，走和平與發展的道路。目前，日本自衛隊的規模尚小，且不擁有戰略進攻性武器，日本要擴軍，既受到和平憲法和國內和平主義思潮的束縛，又為美國及緩和、裁軍的國際大氣候所不許，這就使日本一時還不會成為軍事大國，這是中日在安全上能夠很好合作的基本條件。
冷戰結束後，中國的安全狀況達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佳狀態。於是中國適應形勢調整了國防戰略。我國的國防戰略有兩個任務：一是保護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取得的經濟成果；二是較長時期地維持目前的安全環境。與此相適應，睦鄰友好成為我國外交政策的重點。
冷戰後，中日兩國的安全合作也麵臨著新的挑戰，如妥善處理美蘇冷戰時期遺留的問題；通過政府對話與經濟合作，建立新的安全體製問題；在中日美俄四大國及朝鮮半島、東盟、印度四個地區之間的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新型國家關係問題等。總之，新時期要求中日合作從政治領域擴展到安全領域。冷戰結束不久，日本海部首相便提出了建立“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的主張。1992年，日本外務省政務次官柿澤弘治又提出建立全球性夥伴關係。他認為，在東南亞地區，中日兩國應共同努力，推進柬埔寨的和平進程；在南亞及俄羅斯問題上，中日兩國也應在前蘇聯的混亂、核擴散、軍事糾紛等問題上發揮作用。實際上，中日間的安全對話與合作已經起步，中日外交當局就安全問題的協商，中日軍事當局的安全對話等都取得了初步進展，並正朝著更深入、更廣泛的方向發展。1996年12月，日本把過去不定期舉行中日外交和防衛當局人士事務級磋商（2+2會談）升級為部長級，並把其作為定期安全對話的框架。
（四）科技合作與文化交流。冷戰後，隨著中日政治關係的改善與發展，中日科技合作與文化交流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1990年1月，中日科技合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對54個項目進行合作；5月，中國國家科委同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第十次年度會議確定新增5個開發項目（加上繼續合作的共19項）和1個專業技術合作項目，當年各類赴日文藝團組約150餘起，教育、學術、新聞、體育和衛生等方麵的交流與合作都有進一步的發展。1991年4月，中國國家科委國際合作司和日本外務省經濟協力團就1991年度的合作計劃進行了協商；11月，中國國家科委和日本九州島地區簽署了關於加強高新技術開發區、環境、能源、材料等各方麵的合作協議。與此同時，第六次中日政府間文化交流協商會議的召開也促進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
1992年中日雙方商定繼續進行原來確定的52個項目的合作。
1993年8月，第一條中日合作建設的從中國上海南彙至日本九州島宮崎的海底光纜通信係統全線貫通；12月6日，中國國家計委和日本新能源和技術開發機構簽訂了《關於能源利用與環境保護對策的合作議定書（草案）》。兩國文化交流也更活躍，10月，中國文化部部長劉忠德應邀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對日本進行友好訪問；兩國的留學生和學術交流進一步發展。1995年兩國文化交流更為活躍，兩國結成的友好城市發展到177對，人員往來也達到140萬人次，是1990年的3倍。
綜上所述，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始終堅持發展中日關係的基本政策，日本內閣雖幾經更迭，但也基本上保持了對華政策的連續性。兩國關係一直穩定發展，政府間的往來比較頻繁，經濟領域和安全領域的合作比較順利，科技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和廣泛，一句話，中日關係“發展良好，比較順利”。
二、兩國關係中的矛盾與摩擦
如前所述，冷戰以後，中日關係進入了全麵發展的新時期。但是，由於中日兩國的體製不同，價值觀迥異，合作的時間不長，加之日本在對華政策上具有兩麵性，既要與西方國家保持一致，又要對西方打中國牌以表現與其不同，因此日本對中國仍是親中帶疑，兩國交往中也時常出現一些矛盾和摩擦。曆史問題、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等老問題至今未決，經貿問題、中國核試驗問題、“中國威脅論”等新問題又不斷出現，從而給兩國關係帶來了不良影響。
（一）曆史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瘋狂發動侵略戰爭，給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造成了慘重的災難。戰後中國政府和人民寬大為懷，1972年，中日建交時，日本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盡管連“侵略”都沒說，中國政府和人民仍然接受了這一“反省”，真誠地希望日本方麵洗心革麵，為中日友好做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戰後日本社會一直存在著一股美化侵略曆史的危險逆流，“曆史問題”始終幹擾著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
1990年，運輸相石原慎太郎在答美國《花花公子》雜誌記者時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民捏造出來的謊言。”1992年，眾議院外務省副委員長柿澤弘治稱亞洲國家對日本美化侵略曆史的批評是“有害的”，“是對往事的小題大做”。1993年，國會議員合馬敬在“日本是不是侵略國家”的討論會上稱侵略戰爭的說法“在國際法上是不存在的，是漂浮不定的定義。”1994年，法相永野茂門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出來的”，稱“把太平洋戰爭說成是侵略戰爭是錯誤的”，環境廳長官櫻井新說：“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並沒有想發動侵略戰爭”，“那場戰爭使亞洲各國獨立了”。1995年1月，奧野誠亮等自民黨議員成立了所謂“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竭力抵製在日本戰敗50周年之際由日本國會通過“不戰決議”，叫囂堅決反對“謝罪式的不戰決議”，要避免“使戰後被歪曲的曆史法律化”；2月，前法相永野茂門夥同一夥自民黨議員組成“正確認識曆史議員聯盟”，公開反對日本以任何形式的謝罪，說“不戰決議將使日本永久被貼上殘忍民族的標簽了”；8月15日，包括通產相橋本龍太郎等8名內閣閣僚在內的自民黨105名國會議員組成的“自民黨曆史研究委員會”編造出版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中稱“滿州不是中國領土”，“日本是為了自衛而出兵亞洲的”，“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等等。
1996年7月29日，橋本龍太郎公然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9月，日本右翼議員又就教科書大放厥詞，說什麼“教科書上的南京事件死亡人數缺乏任何依據，這是對日本的公然誹謗”，要求重新修訂現行的教科書修訂製度；12月，日自民黨外交調查會做出決定，竟要求來訪的外國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