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繁榮的中國有助於日本對付區域經濟集團化的局麵。冷戰後，區域經濟集團化趨勢增強，為了打破歐美區域經濟集團的封鎖和排斥，日本一方麵竭力擴大對北美和歐共體的貿易，加緊對其市場的滲透；另一方麵也積極調整自己的戰略，把目光從美歐重新投向經濟高速發展的東亞地區，希望在東亞地區構築屬於自己的區域經濟集團，借以謀求日本經濟的持續發展。為此，日本積極提出和參與了諸多經濟合作的設想，如“環日本海經濟圈”、“東北亞經濟合作”、“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等。而所有這些設想，如果沒有繁榮的中國的理解、支持和參與，都難以實現。
（4）繁榮的中國有利於日本社會的穩定。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國家，鄰國和睦相處是國際關係的通則，任何國家都需要有一個良好的“近身環境”，日本也不例外。冷戰後，美軍後撤，朝鮮半島局勢不確定不明朗，遠東局勢堪憂。這使得日本不得不重視與近鄰中國的關係。而中國近幾年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並積極奉行睦鄰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客觀上也形成了亞太地區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加強與中國的溝通協調乃是確保日本本土安全，維持地區穩定，避免危機爆發的重要途徑。另外，中國近代史上飽受外國的侵略，現在有了和平發展的機會，自然倍加珍視。中國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即使將來強大了，也照樣會與日本及周圍國家平等相處，中國的繁榮隻會對日本的社會穩定有利，而不會構成威脅。相反，如果中國經濟落後，貧而不弱，則一旦由於貧窮而導致內亂、失控，大量的難民流入日本，日本的壓力便會驟增，社會穩定將難以保證。
（5）繁榮的中國宜於日本保持對美外交的主動性。冷戰後，國際格局和亞太格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格局方麵，美國企圖建立在它領導下的世界新秩序；日本提出要建立美歐日共同主宰世界的“世界和平新秩序”，反對美國的一極獨霸；中國則主張建立充分考慮第三世界利益的多極化格局。這樣，美日中就形成了三種不同的主張。而其中中、日在反對美國建立單極世界的立場上趨於一致。日本為了實現自己關於世界新秩序的構想，必須聯手中國以對抗美國。當然，目前這種勢頭尚不突出，但隨著日本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加快，與美國矛盾和摩擦的加劇，這種勢頭會日漸明顯。在亞太格局方麵，美國為了爭奪亞洲的主導權，總統克林頓提出了建立美國領導下的“新太平洋結構構想”；日本針對美國的亞太戰略提出了“回歸亞洲”、“脫歐入亞”的新戰略；中國也公開宣布立足亞太，積極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這樣，冷戰後，亞太地區就形成了美日中新三角關係。三國相互依賴，相互製約。由於美日間共同軍事威脅的消失，經濟因素增大，雙方又要爭奪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因此，日美矛盾已成為亞太關係中的主要矛盾。正因為如此，日美在不同程度上都需要借助和利用中國。中日兩國在對美關係上存在著潛在的共同利益。中國的繁榮能增加日本對美外交的砝碼，使其保持對美外交的主動性（當然日美關係是日本外交的基軸，日本必須與美國交朋友，繁榮的中國隻能一定程度上影響日美關係，而不會最終導致日美關係的破裂）。而如果中國貧弱，不足為依，則一旦日美出現矛盾與摩擦，日本便無“牌”可打，雙方便直接較量，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2.日本的“國際作用”的發揮有賴於中國的理解和支持。冷戰後，日本外交戰略的核心是由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日本希望盡快改變“國際政治上啞巴”的被動形象，在國際舞台上由“觀眾”充當“主角”。目前它所追求的目標，一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內向美國爭取一種更平等的夥伴地位；二是發展同亞洲的睦鄰關係，盡力擴大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三是爭取盡早刪除聯合國憲章中的有關敵國條款，並要實現第一個目標，必須放棄對美外交的低姿態，而這必然遭致美國的“敲打”，而要頂住美國的“敲打”，日本隻有尋求中國的支持和幫助。因為中國反對強權政治，抵製美國的霸權行徑有益於日本減輕來自美國的壓力。日本要實現第二個目標，必須將外交重點向亞洲傾斜，日本認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名符其實的政治大國，是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盡管中日對亞太地區諸多國際問題的看法不盡一致，但卻有許多相近或相似之處。因此，日本認為要在亞洲外交中取得成果，取得中國的理解與合作是重要的，無論在朝鮮半島還是印支半島，日本要發揮作用，必須有中國的合作才能奏效。所以日本把日中關係視為日本亞洲外交的軸心。日本要實現第三個目標，既要爭得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同意，又要得到亞洲各國的理解和支持。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國中隻有美國明確表示支持日本，亞太許多國家對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表示保留的態度。中國既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是亞太地區的政治大國，並且曾經遭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在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上，中國最具有發言權。日本要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必須得到中國的理解、支持與合作。
3.中日兩國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國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日本是發達的工業國家，兩國雖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但卻各具優勢：中國地域遼闊，資源比較豐富，人口眾多，市場巨大，經過幾十年建設已經建立起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尤其是冷戰後，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投資的軟環境逐步改善，這些使得中國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可以吸收和消化大量外資；日本有先進的技術、雄厚的資金和某些科學的管理方法，信息靈通，交通運輸發達，但資源缺乏。這就決定了中日兩國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
正是由於中日兩國之間存在著上述幾方麵的共同利益，所以，冷戰後中日關係才得到了全麵發展。
（二）製約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
冷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及中日兩國國內情況的發展使中日兩國形成了上述幾個方麵的共同利益。但另一方麵，中日關係中的製約性因素也同時存在，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中日關係的發展，使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一直在矛盾和摩擦中艱難前進。總起來看，這種製約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1.日本錯誤的曆史觀沒有得到徹底清算，政治右傾化表現突出。日本戰敗投降後，美國作為占領國，出於冷戰需要，處心積慮要把日本搞成反共的“防波堤”、“橋頭堡”，竭力扶植右翼勢力執政。在這種政治形勢下，舊的國家機器沒有完全打碎，軍國主義思想沒有受到觸動，對戰犯也沒有進行過清理，不少被整肅的戰犯無需重新包裝，旋即躋身政壇。日本沒有也不可能對鼓吹侵略擴張的曆史觀、戰爭觀進行清算。結果，相當一部分戰犯逍遙法外，不少右翼團體公開為戰爭翻案不受追究，大批主張鏟除軍國主義的進步人士卻受威脅，遭迫害，甚至被捕人獄。在戰爭認識問題上，日本社會被搞得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毫無正義可言。
正是因為這種反動的曆史觀沒有得到清算，近年來日本政治的右傾化日益明顯。加之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逐漸提高，日本對外政策思想發生變化，大國意識滋長，在右翼勢力中出現一股“新國家主義”的思潮。這種思潮與反動的曆史觀相結合，使狹隘的民族主義抬頭，於是一些右翼分子不時跳出來為侵略戰爭翻案。
2.歪曲曆史的曆史觀教育限製了下一代對日本侵略曆史的了解。戰後，日本政府在反省和認罪態度上一直遮遮掩掩。不僅如此，一些受過戰前“皇國史觀”毒害的人，不僅長期麻醉自己，而且對下一代隱瞞、歪曲曆史真相，搞自欺欺人的“精神販毒”。在教育下一代時，一些日本人不承認日本曾是加害者，而隻是片麵強調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彈受害國，不告訴下一代人日本當年為什麼遭到這種打擊，起因何在，反而散布“侵略行為曆史上多得很，不能隻揪住日本”，從而淡化日本在侵略亞洲鄰國時的責任，給日本戰後一代人造成日本是戰爭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錯覺。
3.日本為實現其大國戰略而企圖遏製中國。冷戰後，日本的國家戰略開始發生變化，日本開始主張並推行大國外交，它一改冷戰前對美國亦步亦趨的可憐馬前卒的角色，在一係列活動中向美國說“不”。在中日關係上，盡管邦交正常化以來，在雙邊或國際關係中，雙方一直處於平等合作狀態，但隨著冷戰後日本國際戰略的調整，日本仍然在許多問題上向中國說“不”。其所以這樣做，並不是要強調中日雙邊關係的“密月時代”已經結束，而是要表明其大國地位，說明日本已不滿足於經濟大國的地位，而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至少要在亞太地區發揮主導作用。日本認為現在是謀求發揮這種“作用”的最佳時刻，同時又認為中國對其戰略目標的實現有很大的製約作用，所以日本一方麵公開將政治與經濟掛鉤，一方麵散布“中國威脅論”，挑撥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以坐收漁人之利。同時，日本還推行“邊緣政策”，擴大和加深日台經貿關係，並企圖突破禁區，提高日台實質性的政治關係，幹擾中國的統一大業。
4.日本因擔心中國成為其競爭對手而抑製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日本在經濟上一方麵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但同時它又有另一方麵的考慮，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國過於強大，而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因此對中國直接投資規模不大，技術轉讓偏於保守。同時，進入90年代後，日本外交的重點放在亞太地區，亞太地區的重點是東南亞，東盟則是日本外交重點中的重點。其目標是構築與歐共體、美加自由貿易區相抗衡的“日元經濟圈”。日本壟斷資本擔心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南華人經濟圈”與“日元圈’’相對抗，於是通過貸款等手段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抑製中國的競爭力量。
5.日本國內的新老交替，使得政界和財界“親華派”勢力大大削弱。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田中——大平陣線”曾經與中國有著廣泛的接觸。此後，內部出現了分裂和變遷，影響力逐漸削弱。隨著1993年“五五體製”的崩潰以及政治形勢日益動蕩不穩，這些實力人物的影響力急劇下降，新的領導人同中國北京都沒有像田中角榮那樣的感情或政治上的聯係。因而他們在處理日中關係方麵自然表現出與老一代領導人不同的風格。兩國間越來越多地按照國際關係的準則來解決問題。
6.“美國因素”的消極影響。冷戰結束後，美日關係已由過去的“對付敵國型”向“國際協調型”轉變，隨著共同敵人的消失，美日同盟的向心力減少，離心力增加，各種摩擦公開化，矛盾呈上升趨勢。1994年2月中旬，美日首腦會談破裂開戰後美日關係史上的先例。美日由過去的主從關係演變成對等關係，在經貿關係和政治關係上，美日都出現了一些摩擦，在一些國際政治問題上，日本有自己的主張，與美國不同步，甚至有時分庭抗禮。
盡管美日關係出現了一係列極嚴重的問題，但兩國關係的基礎沒有破裂，彼此仍把對方看作自己最重要的夥伴。因此，日本一方麵想“不受感情因素左右，始終從維護國家利益出發慎重對待”中日關係；另一方麵，又不得不在某些時候與美國步調一致，即推行一種“皮膚是黃色的（亞洲），但裏麵則是白色的（歐美）”的“香蕉外交”。1989年中國出現六·四風波後，日本受美國影響，與美國一起製裁中國；1996年7月，日本右翼團體在釣魚島上設立燈塔後，日本鑒於美國對日美安全條約是否用於釣魚島態度曖昧而采取了對華強硬的態度；日本又跟隨美國起勁地攻擊中國的人權，並將對華援助與中國的人權問題掛鉤；日本還同美國一起大造“中國威脅”的輿論，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這一切都說明盡管冷戰結束了，“美國因素”對中日關係的消極影響仍然存在。
正是因為以上幾方麵因素交織在一起，才有了中日間的矛盾和摩擦，這些製約因素與前麵的積極因素相結合使得中日關係出現陰晴交替的局麵。展望21世紀，影響中日關係的各種因素仍會在一定時期內存在，並繼續影響中日關係的走向。
四、21世紀中日關係的走向
目前，國際社會中對中日關係可能出現的前景有四種設想：第一種是彼此間的不信任感和自我主張意識直線地增強，矛盾極端激化，是所謂“相互對抗路線”；第二種是盡管彼此間都存在著不信任感和自我主張意識，但各自都加以控製。以防止關係惡化，是所謂“維持現狀路線”；第三種是雙方都創造增進互相信任的條件，建立正常、健全的雙邊關係，是所謂“理性路線”；第四種是日中兩國在政治、經濟、安全保障等各個領域進行合作，是所謂“日中協商路線”。
由於未來充滿各種難以預測的變數，目前很難對21世紀的中日關係的走向下斷語。但根據前麵的分析，我們可以作如下判斷：
（一）中日全麵合作的可能性不存在。所謂中日全麵合作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方麵的合作，而且還包括安全保障方麵的合作。中日全麵合作意味著日本放棄以日美關係為軸心的外交方針，放棄日美同盟。日本不會采取這種與中國全麵合作的路線，美國也不允許它采取這種路線。
（二）“相互對抗路線”出現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概率很小。日本現在是一個經濟大國，成為政治大國也隻是遲早的事；成為軍事大國也是其追求的目標。目前，日本向海外派兵的禁忌已被打破，複活軍國主義的思潮和逆流在增強。如果這些和日本人剖腹自殺的民族精神結合起來，再加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那將是十分危險的。而中國現在是政治大國，在不太長的時期內也會發展成為居世界前列的經濟強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日雙方不善處理“強強型”關係，由“兩強相逢勇者勝”的邏輯支配，那麼“相互對抗路線”就會出現。
但由於中日兩國有許多共同的利益，雙方自然都會趨利避害。從中國方麵說，“中國政府目前的大目標是使12億人民生活安定，中國需要發展內陸地區，需要發展第三產業，需要確保糧食生產，需要提高人民生活”，為此，它必然繼續推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以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所以中國不希望中日關係惡化。從日本方麵說，日本在尚未成為政治大國以前，從自身的戰略需要出發，也不願看到中日關係的嚴重惡化與倒退。再說，日本國民的思想和意誌仍然是最終決定日本外交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日本國民深知過去由於中日對抗而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更清楚中日再次對抗對日本意味著什麼，所以他們不會聽任當政者和右翼勢力在中日關係方麵胡作非為。因此，我們說，中日“相互對抗路線”出現的概率很小。
（三）中日關係最可能出現的走向。中日關係最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雙方盡可能維持現狀並力爭向著“理性路線”靠近。表現為：中日經濟合作仍將是中日關係的主旋律；日本的對華政策將繼續以“構築麵向未來的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為基本框架；兩國仍將和平相處，但矛盾和摩擦會繼續存在並可能增多；雙方盡可能利用東盟地區論壇（ARF）和亞太多邊經濟合作與安全對話機製，通過協商，增進相互信任，爭取雙方關係向“理性路線”靠近。
（四）中日關係的理想前景。以理性路線為基礎，向“相互合作”路線靠近是最為理想的中日關係，也具有一定的現實可能性。這種關係表現為：中日雙方都恪守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友好條約，不做可能有損於對方國家穩定、統一和領土、主權完整的事，對有爭議的問題通過對話談判謀求解決；中日經貿合作全麵發展，貿易額力爭到2010年達到3900億美元；通過雙邊和多邊安全對話，促使亞太地區形成新的安全機製，共同維護東北亞和平；在解決地區衝突問題時，充分尊重當事國各方的利益，力避動武；中日兩國在加強雙邊合作的同時，加強同東亞各國的地區經濟協調，共同為亞太經濟發展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