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日本民間歪曲曆史的事件也經常出現。
1995年4月，在東京舉辦的中日美三邊亞太問題研討會上，在就“中日在亞太未來中的地位”問題進行討論時，一位日方代表指出“要對整個20世紀的曆史進行再評價，因為20世紀不能簡單地說是日本侵略亞洲的曆史，它是日本與亞洲國家一道反對西方殖民壓迫的曆史，是日本和亞洲國家一道尋求解放，繁榮發展的曆史”。
本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半個世紀了，曆史早有定論：是日本帝國主義聯手德、意法西斯發動了那場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占領和奴役了亞洲國家，是日本帝國主義給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空前浩劫。這是曆史的鐵案，誰都推翻不了，如今在世界各地，為侵略曆史翻案的言行幾近絕跡，唯獨在日本，美化侵略曆史的奇談怪論居然能夠肆意橫行，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醜行居然敢於在光天化日之下表演，這實在令人震驚，令人氣憤。
（二）領土問題。中日之間的領土問題主要指釣魚島問題和東海大陸架問題。
釣魚島（日稱尖閣列島）本是中國的領土，1895年經《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日本在二戰戰敗投降後，把台灣歸還中國，卻把台灣的附屬島嶼釣魚島等私自交給美國。1971年美日在簽訂歸還衝繩協定時私下授受，竟然把釣魚島等島嶼劃入“歸還區域”。中日兩國建交時，中方對此做出了巨大讓步，同意擱置爭議。可是長期以來，日方卻無視雙方達成的諒解，不斷搞小動作，對該島進行測量，在島上建立顯示日本主權的設施，企圖以事實占有為將來“合法占有”製造依據。1992年2月，我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以立法形式將釣魚島列在中國的領海主權範圍內，日本政府對此提出強烈抗議，並在江澤民總書記訪日期間對天皇訪華問題不做肯定答複，妄圖以此為政治籌碼，壓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上做出讓步。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再次在島上設置燈塔；20日，日本政府宣布開始實施200海裏專屬經濟區，把釣魚島包括在內。同年8月18日，日本衝繩縣的右翼團體“尖閣列島防衛協會”，悍然在釣魚島南側豎立了一塊畫有太陽旗的牌子。對於釣魚島問題，日本外相公然宣稱：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沒有特別加以說明和解釋的必要。”橋本首相還指示研究“不測事態”，“做好準備”，有關當局竟揚言必要時要“用實力去排除”。麵對日本的挑釁，中國政府嚴正聲明，“釣魚島及其附近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日方的任何單方麵行動都絲毫不能動搖中國對釣魚島及其附近島嶼所擁有的主權，也改變不了釣魚島是中國領土這樣一個事實”。同時警告日本不要錯誤估計了中國保衛其領土的決心。（有關中日釣魚島之爭，詳見本書第五章）
東海大陸架是中國大陸領土的自然延伸部分，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但是，日本無視國際法的有關規定，於1974年5月，與韓國達成《日韓大陸架協定》，將中國領海範圍內的東海大陸架劃為“共同開發區”，並於1980年在開發區西端鑽探試采石油。1995年，中日就釣魚島附近的大陸架界線問題又發生了分歧。日方認為該大陸架從中國一直延伸到日本，從中界線以東屬於日本的權益範圍，中國勘探船隻一經越過中界線，就侵入了日本領海。1996年9月，日本竟要求“中國在日本領海和專屬經濟區內開展調查活動，有必要征得日本的同意”。對於釣魚島問題和東海大陸架問題，中國從中日友好的大局出發，一直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立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締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鄧小平曾說過：“這個問題，我們同日本有爭議，釣魚島日本叫尖閣列島，名字就不同，這個問題可以放一下，也許下一代人比我們更聰明些，會找到實際解決的辦法”，“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共同得到嘛”。
釣魚島主權問題及東海大陸架問題，作為中日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有可能長期存在，但隻要中日兩國政府能從中日關係的大局出發正確處理，這個問題便不會成為中日友好合作不可逾越的障礙。
（三）台灣問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聯合聲明》明確規定：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日本政府承諾隻同台灣保持民間層次經貿往來關係。25年來日方大體是遵守中日聯合聲明規定的。但某些親台勢力總想突破這一限製，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他們一再製造風波，幹擾中日關係。進入90年代後，鑒於美國與部分西歐國家都有提升與台灣實質關係的跡象，日本的小動作也日益增加和明顯化。
1991年5月，日本外務省首次決定派課長級官員以“長期休假”方式出任駐台“交流協會”總務部長，並允許副部長級以下官員以“私人身份”與台當局接觸；5月，日本國際貿易交流財團會長赤澤璋一率150人的大型經貿代表團訪台時，通產省現職官員經濟合作課長和西亞課長等人便一同前往，這也是日台斷交以來的第一次；7月，台灣立法院副院長劉鬆潘率立法院代表團訪日，又是日台斷交後的第一次。同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部長會議在漢城召開，中國、台灣、香港作為成員同時參加了該組織。會議期間，日本通產相渡部恒三同台灣經濟部長肖萬長舉行了“十九年來第一次部長級會談”。此後，日本官方與台灣恢複了公開接觸的渠道。近年來，日本政界、財界有影響的人物紛紛訪台，日本政府還做了新規定：外務省亞洲局可以向駐台“交流協會”派遣幹部；允許副部長級以下公務員以私人身份在經貿方麵同台灣接觸。與此同時，日台貿易額也迅速增長，1972年日台貿易額為14億美元，1992年已達280億美元，增長了近20倍。難怪日本新聞媒介不無感慨地說：“在斷交20年以後，日本和台灣經濟關係的發展似乎讓人感覺不出政治關係的斷絕。”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於1992年4月訪台時，公然大放厥詞，說什麼“現在議論國與國交往好壞的時刻已經結束。拿環境問題來說，僅一個國家是沒有能力拯救地球的，為了人類能夠生存下去，有力的國家進行合作才是至關重要的，談論大陸與島嶼的關係會怎麼樣，這已經過時了”。1993年2月，台灣“外長”錢複假借觀光名義訪日，並與日本自民黨要人頻繁接觸，這是1972年以來台灣“外長”首次訪日。1994年，廣島亞運會前夕，日本當局竟然邀請“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出席開幕式，後來在中方的一再抗議下才收回邀請，但仍把台灣“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迎入廣島。1994年10月，日本通產相橋本龍太郎利用台灣“經濟部長”江丙坤赴日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負責中小企業的部長會議之機，實現了正式會談，這是日台斷交以來的又一個第一次。
日本至今仍有人堅持台灣歸屬未定，他們對中國統一的真實想法是“維持現狀”，即“不戰、不統”。1995年李登輝訪美後台獨傾向發展。1996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海海峽舉行軍事演習，日本則向中國提出交涉，日本國內同情台灣的輿論導向明顯增強。日美加強同盟關係及保留駐日美軍基地的理由是針對亞太地區的不穩定因素。這首先是指朝鮮，其次就是中國。日本政府至今仍未改變日美安全條約第六款所述“遠東地區包括台灣”的立場。這很可能使台獨勢力有恃無恐，成為引發台海危機的外部因素。
由於祖國統一大業還是個長遠問題，所以日台關係在中國實現統一之前，始終會影響中日關係的發展。
（四）經貿問題。中日兩國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尤其對中國來說，日本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對象國。但在兩國貿易中，長期存在著日本出超的貿易不平衡問題。1993年，中國對日本貿易逆差達74.74億美元，1994年雖有降低，但仍達47.5億美元。另外，兩國貿易中還存在著日本對華投資規模小的問題。1993年，日本對華投資額在中國引進國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低於港、澳地區和美國，居第三位，日本對華貿易占總額的6.3%，為378.83億美元的規模。日本1992年的對華投資僅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3.61%，為10.7億美元。遠遠低於1991年對亞洲“四小龍”投資37.6億美元和對東盟四國投資52.6億美元的規模。③這與中日兩國間的經貿關係是極不相稱的，同時投資也主要集中在周期短、見效快的行業上，明顯地流露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不足。日本還執行對華技術出口限製政策，對華出口的技術比重級小，使“日本在技術上至少領先中國10—20年。”
日本政府的對華經濟援助政治化傾向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的對華援助卻塗上了愈來愈重的政治色彩。還在1991年3月31日，日本政府就製定了關於政府開發援助的四原則，即對外援助視受援國的軍事開支、軍火出口、市場經濟與民主、人權狀況而定。此後，日本政府在一些重大援華項目上，總是將經濟問題與民主、人權和軍備等政治問題聯係起來。11月6日，日政府人士雖表示把對華日元貸款與核試驗問題分開處理，但日本政府對第四次日元貸款的時間、內容和項目的控製方式卻有所調整。在時間上，將由原來的6年改為“3+2”，即首先確定前3年的援助款項，然後再確定後2年的援助款項。在援助項目上，將把重點由原來的全部支持充實經濟社會基礎轉向援助新的環境和農業領域。在控製方式上，將更加嚴格貸款程序，通過縮短貸款周期，以便嚴密監視日元貸款的用途，使日元貸款變成“隨機應變的對華援助”。
正是基於這一“四原則”，1995年8月，日本以中國進行核試驗為借口，凍結了對中國每年70億日元的無償援助。1996年6月，日本又以同樣理由，決定推遲派團到中國考察利用日元貸款的項目，實際上是要推遲向中國提供已達成協議和第四次日元貸款。
1996年8月，日本政府又考慮將對華日元貸款的方式變為一年一度實施，企圖模仿美國在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借日元貸款牽製中國。
（五）“中國威脅論”問題。80年代中國政府推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日本政府曾以各種方式加以支持，這是有目共睹的。進入90年代後，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日兩國的經貿關係也得到長足發展。但是日本有一些人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心存芥蒂，千方百計地阻止中國的發展，欲長久保持日本在亞洲經濟實力最強大的“老大”地位，於是他們對西方人提出的“中國威脅論”情有獨鍾，在宣揚這種錯誤理論方麵充當了重要角色。他們煞有介事地說什麼“（中國）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軍事費用）將增加，擴充飛機等動向令人擔憂”，“從中長期看，受中華思想支配的中國現在的國防政策令人擔心。”日本防衛廳審議官大森敬治曾直言不諱地說：“要對冷戰後日本周圍的環境做進一步分析，對自衛隊的力量做新的布置乃是必要的。但這不是說立即就優先布置於西部其實後麵一句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從1991年起，日本防衛白皮書年年寫到中國，將中國列為要考慮的對象。1994年更直言“對於中國擴大在海洋上的活動範圍，有必要加以注意”。日本和平研究所1994年8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在領海法中將南沙、尖閣列島（釣魚島）等劃歸中國領土，中國認為是“自衛”，周邊國家則可解釋為“攻擊”。1996年3月，台灣舉行“總統”選舉之際，中國在台灣海峽實施了軍事演習，這次演習則被當成是中國構成“威脅”和“擴張主義”的證據。
上述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令許多對中國比較了解的人感到十分好笑。原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部長岩島久夫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國威脅論者，大體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一些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這些人通過製造威脅的理論來顯示自己的存在；第二類是希望通過上述主張獲得好處的集團，其代表是‘軍火商’；第三類是出於種種背景，一味抱有‘反中國’和‘厭惡中國’的感情集團，這些人的論調給人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他們對‘中國人’本身缺乏理解和感情。”在“中國威脅論”的問題上，岩島久夫先生是看到了一些“個中原委”的。
三、影響中日關係的原因分析
冷戰後中日關係能夠全麵發展的原因很多，存在矛盾和摩擦的原因也很多。認真分析這些原因，不僅是正確認識冷戰後中日關係及其特點的必要條件，也是預測中日關係的前景，把握其基本走向的前提。
（一）中日雙方的共同利益。
在第一部分中，我們已經談到，冷戰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整個世界格局正在新舊交替時期，美日中三國分別提出了自己的國際新秩序構想並為此而激烈鬥爭；亞太地區美日中新三級格局正在形成；國際關係中經濟因素上升；區域經濟集團化趨勢加強；中日兩國的外交戰略有所調整。這一切都決定了中日兩國在許多方麵有著共同的利益。那就是：中國的繁榮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日本的“國際作用”的發揮有賴於中國的理解和支持；中日兩國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
1.中國的繁榮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前麵我們已經談到，冷戰後，日本一方麵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一方麵又顧慮重重，擔心中國取代日本的經濟地位。日本貿易公司一方麵在中國所有地方以種種方式參與競爭，另一方麵其純直接投資額和長期籌資額明顯低於日本人的經濟心態本應達到的水平。其實，日本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其一，中國現在仍是發展中國家，短期內不可能取代日本的經濟地位；其二，既使中國將來取代了日本的經濟地位，對日本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從戰後曆史看，中國“文革”期間，中日友好合作與經貿往來都因中國的貧窮落後而受到嚴重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尤其是冷戰後，中國經濟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在此情況下，中日經貿關係、政治、安全合作都取得了前文所述的具大進步。認真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的繁榮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1）繁榮的中國能夠為日本提供巨大的市場市場容量的大小與國民經濟發展的狀況、人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都有直接的關係。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明顯提高。按經濟規模、市場容量看，中國目前巳成為亞洲的第二大國內市場。龐大的中國市場、巨大的需求為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創造了良好的機會，對於東鄰日本更是亦然。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說過：“東亞各國的發展，對日本經濟來說，意義有三。其一，作為市場的意義，這一點是特別就中國而言的，如果人均國民收入超過一定限度，進入大眾消費時代，中國將是一個極大的市場……。”日本是個自然資源嚴重貧乏的島國，對外貿易對日本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戰後以來，日本一直推行“貿易立國”戰略，對外貿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992年，日本已成為名列世界第三的“出口大國”。日本“貿易立國”戰略的實現除了具有有競爭力的產業外，還必須有相對穩定和相當規模的出口市場。美國曾為日本提供了較為良好的市場，但冷戰後，由於美日貿易逆差增大，雙方矛盾與摩擦日益增多，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後，雖宣稱遵守自由貿易原則，但卻帶有明顯的排他性。這就使日本很難進一步對美國市場進行滲透。同樣，歐洲市場也因歐共體統一大市場啟動而使日本麵臨重重困難。日本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擁有世界第二大國內市場，但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其潛力有限。這樣，日本隻得把目光投向巨大的中國市場。中日經貿關係也因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
（2）繁榮的中國有助於日本的產業結構調整。冷戰後，日本為了擺脫經濟困境，把“同時實現對外均衡和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目標，為實現此目標，日本實行了產業結構調整，其中心是實現產業的“高度化”和“信息化”。在日本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在進一步深化。經濟的高速增長對資本、技術、高技術材料產生了強烈的需求，這種需求就為調整後的日本產業提供了機遇，給那些直接對中國投資的企業帶來了收益，從而刺激了日本的產業結構調整，並促進其產業結構進一步高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