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由於亞太格局的變化和亞太主要力量中心的亞太戰略的調整，使亞太五大力量中心即中、美、日、俄、東盟等之間的雙邊關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呈現出新的特點，在這些雙邊關係中，尤為人們關注的是中美、中日、中俄、美日、美俄、日俄、中東（東盟）、美東（東盟）、日東（東盟）等9個重要的雙邊關係。
1991年12月25日，曾經在全球與美國爭雄了40多年的蘇聯宣告解體，標誌著以美蘇對峙為主要特征的雅爾塔兩極格局的徹底崩潰和東西方冷戰的結束。世界曆史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冷戰後時期。
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使中、美關係經受了一場嚴峻的考驗。冷戰後中美關係的現狀如何？中美關係的主要合作基礎和主要分歧是什麼？未來中美關係的前景怎樣？這些都是人們所關心的問題。
一、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曆史回顧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美關係經曆了一個曲折的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對抗階段（1949—1971）。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很快進入了美蘇激烈對抗的冷戰時期。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麵對複雜的國際形勢，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與蘇聯結盟，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美國則從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印度支那三個方麵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並對中國實行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的政策。中美關係處於相互敵視狀態。60年代，隨著中蘇關係逐漸破裂，美國開始對華采取所謂“新門戶開放”政策，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敵視中國的態度，而中國則奉行“兩個拳頭打人”的外交方針，中美關係繼續處於敵對狀態。此間除了1955—1970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之外，中美之間無任何正式外交聯係。
（二）正常化階段（1972—1978）。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蘇爭霸中美國逐漸處於不利地位，同時，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也使美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為了扭轉與蘇爭霸中的不利地位，1969年上台的尼克鬆政府決定調整對華政策。而中蘇分裂後中國麵臨著蘇聯的嚴重威脅，也希望調整對美政策，以減輕自身的壓力。中美雙方的政策調整導致了1972年的尼克鬆訪華。兩國簽署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上海公報》，美國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尼克鬆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簽訂標誌著中美兩國關係敵視狀態的結束和正常化進程的開始。在這一階段，雙方互設聯絡處，開始了政府官員的互訪和學術文化的交流，貿易關係也進入啟動狀態。70年代後期，隨著蘇聯擴張對中美兩國的威脅日益加劇，中美兩國的戰略合作日益迫切，終於在1978年12月16日達成了《建交公報》。美國接受了中國提出的在台灣問題上的“斷交、廢約、撤軍”三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宣布兩國從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三）發展階段（1979—1989）。在反對蘇聯擴張這一共同戰略利益的推動下，這10年是中美關係全麵發展的10年。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學術文化交流增多。由於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兩國經濟貿易關係日益密切，中國成為美國十大貿易夥伴之一。而美國則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和對華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此外，兩國還在一係列重大的國際問題，如阿富汗問題、柬埔寨問題上進行了廣泛的合作。這一時期雖然也出現過美售台武器、胡娜事件、紡織品貿易、西藏人權問題等不和諧的音調，但主流是不斷發展的、向上的。特別是在美售台武器方麵，中美雙方於1982年發表了《八·一七公報》，“美國方麵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這樣，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暫時趨於平靜。這10年的發展為中美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使中美關係得以經受1989年的“六·四”風波這樣巨大的衝擊而不致於破裂。
（四）困難階段（1989—1992）。1989年的“六·四”風波後，美國打著“關心中國的民主運動”和“尊重國際人權”的旗號，對中國內政橫加幹涉，並帶頭對華實行包括取消高層互訪、終止國際金融機構對華貸款和武器技術轉讓等兩輪外交和經濟製裁，使中美關係一下子跌入了“低穀”。此後幾年，美國國會一些人節外生枝，頑固堅持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附加各種政治條件，但多次遭到布什總統的否決。在此期間，布什從美國長遠利益考慮，始終強調要盡可能“長期保全美中之間的戰略關係”，避免美中關係“進一步受到破壞”。為此，布什兩次帕特使秘訪北京，一方麵表達美對“政治風波”的不滿，一方麵不顧國會和輿論的批評，繼續同中國保持“建設性接觸”。同時，中方也為恢複中美關係做出了巨大努力。1990年11月和1991年11月，中國外長錢其琛和美國國務卿實現互訪，雙方在武器出售、貿易和中國複關等問題上取得進展並達成了有關協議。1992年初，布什總統和李鵬總理在紐約舉行會晤，標誌著美國禁止高層互訪的製裁正式取消。其後中國遵照雙方協議正式加入了《核不擴散條約》，宣布遵守《導彈及其技術控製製度》的規則。雙方還簽署了知識產權協議、禁止勞改產品貿易和中美市場準入三個諒解備忘錄。但美國卻在雙邊關係明顯改善之際，借口國內因素，宣布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不久又派總統貿易代表希爾斯訪台，使中美關係再次蒙上陰影。為謀求北京和台北之間的微妙平衡，布什於12月宣布派商務部長訪華；中國國家科委主任宗健應邀訪美。這些互訪成為兩國關係再次改善的良好開端。
二、冷戰後時期中美關係之現狀
1992年克林頓大選獲勝，成為冷戰後第一位美國總統。美國總統從共和黨到民主黨，從冷戰時期向冷戰後時期這一重大交替，標誌著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調整和重新定位的階段。1993年1月克林頓政府上台初期，對華實行以壓為主的強硬政策，比如克林頓5月28日以行政命令方式宣布延長中國1993年最惠國待遇1年，同時規定1994年度的延長附加人權方麵的7項條件。同布什政府相比，首次把人權問題正式同最惠國待遇掛鉤，以顯示其對華政策的強硬。此後，美國還采取了一些繼續損害兩國關係的舉動，如借口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中M-11導彈部件，對華實行經濟製裁；無端地製造“銀河號”事件，拒不承認錯誤；阻撓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會，以國內人權狀況不佳向國際奧委會施壓。這些舉動嚴重惡化了中美關係的氣氛，使雙方的不信任感增加。
“銀河號”事件敗露後，美國極為擔心美中關係繼續下滑，進而出現全麵對抗的危險趨勢，美政府決策層內部開始就對華政策進行反思，承認前段對華施壓和製裁的做法行不通，應該進行調整。盡管美國政府內部存在分歧，但在以下重大問題上基本趨於一致：（1）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係之一”。無論從亞太地區還是全球角度看，中國舉足輕重，對美仍然“具有戰略重要性”。（2）中國政局穩定，現政府得到廣泛支持。中國繼續深化改革“符合美國利益”。（3）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前景不可低估，是美國“現實和潛在的巨大市場’’，也是未來“重振美國經濟的關鍵之一”。（4）確認“一個強大、穩定和繁榮的中國符合美國利益”。在此基礎上，白宮1993年9月中旬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早些時候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的對華政策報告，製定了一項“全麵的接觸戰略”。為此，美國采取了一係列改善關係的主動步驟，如恢複向中國出售高性能計算機，派助理國防部長來訪以商議兩軍交流事宜，還安排總統安全事務助理萊克在白宮會見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通報改善雙邊關係的願望，主動邀請江澤民主席出席西雅圖非正式領導人會議並舉行美中首腦正式會晤。在此期間，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也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有影響的大國，兩國關係不僅直接關係到兩國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會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產生重大影響。強調中國政府一貫重視中美關係，並願同美國一道繼續改善和發展兩國關係。中國希望同美國“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1993年11月，在西雅圖首腦會晤中，克林頓總統表示美中兩大國應“建立一種廣泛的建設性關係”，美中兩大國“有許多共同利益和共同觀念，沒有理由不搞好關係”。江澤民主席提出雙方應從更廣泛的世界範圍，並著眼於21世紀來考慮中美關係。兩國領導人通過麵對麵的交談，增進了相互了解和友誼，對共同利益取得了共識。雙方對首腦會晤給予了積極評價，克林頓總統說，這是美中兩國人民的重要會晤，表明“雙方都有決心繼續發展現有關係中的積極麵，同時以比過去更坦率的態度商討和尋求解決存在的問題，是個良好的開端”。總之，中美首腦西雅圖會晤是中美關係的重大轉折，標誌著“天安門時期”低水平徘徊局麵的結束和兩國關係重新改善的新階段的開始。
中美首腦西雅圖會晤後，美國決策層對中國及美中關係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提高並製定了“全麵接觸和施加壓力”並舉的對華政策。同時又出現了對如何實施這項政策的兩種不同意見的激烈辯論。美國報刊形容這場爭論是“政府內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者之間”的兩條路線鬥爭。以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萊克、國務卿克裏斯托弗和助理國務卿洛德為代表的“理想主義派”，從美國意識形態利益考慮，主張將人權作為“對華關係的支柱和基礎”，同中國建立一種“既能體現美國價值觀念又能反映美國各種利益的關係”。以總統安全事務副助理伯傑、助理國防部長弗裏曼和駐華大使芮效儉為首的“務實派”則強調不要因人權問題損害美國“在華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主張美中應“進行包括軍事交流在內的各方麵的關係”。隨著中美高層接觸增加，美國決策層內部辯論日益深入，財政部長本特森、國家經委主席魯賓和商務部長布朗認為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已“變得極為重要”，進入中國這一巨大市場已“刻不容緩”，主張應把貿易與人權問題分開解決。由於“經濟三巨頭”的加盟，“務實派”的主張逐漸占上風。因此，1994年5月26日，克林頓宣布無條件延長1995年對華最惠國待遇並將其與人權問題脫鉤。這是繼“銀河號”事件後美對華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調整，使最惠國待遇問題不再成為對華政策的爭論中心，為中美關係的繼續改善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美對華政策正朝著務實方向發展，其特點是：（1）提高經濟在美對華政策中的地位，從促進美國“經濟安全”角度發展與加強美中經濟關係。（2）從亞太和全球“大角度”處理與中國的關係。美在事關全球和平、穩定的重大戰略、安全問題上需要中國的合作。（3）將人權問題從“核心問題”降為“重要問題”，在“全麵接觸政策”框架內逐步穩妥地處理對華人權問題。（4）為同中國建立“長期廣泛和建設性的關係”，美國將同中國進行“更多的接觸、更多的貿易、更多的國際合作和更廣泛及經常的人權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