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來看，美國既是中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約占中國總出口產品的1/4），更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主要來源之一。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更需要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發展互利互惠的經貿關係。考慮到美國在國際經濟特別是金融機構中的地位以及美國在整個西方國家中的影響，中美經濟關係的發展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和意義就更突出了。
總之，冷戰後中美兩國在戰略上、經濟上仍然互有所求，存在著許多重大的共同利益。這些共同的戰略和經濟利益構成了冷戰後中美關係的合作基石。
但是，正如前麵所說的那樣，“蘇聯因素”的消失使得中美關係的戰略性不如過去那麼緊迫，一些原來被掩蓋或壓抑的矛盾和分歧就不可避免地冒出來，成為雙邊關係的製約因素，甚至成為重大障礙。這些分歧與障礙主要是：
1.人權問題。
人權問題曾是1989年“六·四”之後中美關係的最大障礙。“促進民主和人權”是美對外政策三大支柱之一，同時也是美對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六·四”之後，美國就不斷地在政治犯、新聞自由、西藏問題，甚至計劃生育問題上指責中國侵犯人權。美國擬運用立法、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機會，硬要中國接受美國的人權標準，這是強權政治的表現。克林頓雖然把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脫鉤，但仍然聲稱支持中國的人權組織、設立亞洲自由電台。美國每年一次發表國務院的所謂《人權報告》對華進行歪曲、指責，並且多年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搞反華提案。這些都說明，美國借人權問題幹涉中國內政的強權政治並無收斂，隻是改變了形式和手段而已。人權問題的爭論既是中美兩國意識形態分歧的一個具體表現，也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謂“文明衝突論”的一個注腳，反映了中美兩國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在1997中美首腦會晤中，人權問題仍是重大分歧之一。
2.貿易摩擦。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包括貿易平衡、知識產權、市場準人、最惠國待遇以及中國複關等問題。在貿易平衡問題上，中美雙方存在著統計上的差異，主要是美方把中國出口到香港，而香港又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算作中國的出口，這樣“實際上，台灣和香港將其同美國的政治和經濟衝突出口到中國大陸”。在知識產權問題上，中美在1992年達成了諒解備忘錄，在1995年又達成了協議，但美國卻總是說中國的法律雖好，但執行卻有問題。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美國曾一度將之與人權問題掛鉤，使貿易關係政治化，給中美關係造成惡劣氣氛。在複關問題上，中國表示願在權利和義務平衡的基礎上，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而美國雖口頭多次表示支持，實際上卻百般阻撓，漫天要價，甚至用比發達國家還高的標準要求中國，致使中國遲遲不能複關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總之，中美之間存在貿易摩擦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乃是美國一是借貿易關係來達到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二是擔心中國會變成第二個“日本”，從而宣揚“中國經濟威脅論”並實行超前遏製。
3.軍售問題。
美國政府指責中國不斷增加軍費，從俄羅斯進口蘇-27戰鬥機等，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挑撥中國與鄰國的關係，同時為美國國防部修改《東亞和太平洋安全戰略》保持在東亞的10萬駐軍以牽製中國製造借口。美國還借口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導彈部件而對華實行經濟製裁；無端地製造“銀河號”事件，損害中國形象；對中國和伊朗正常的核能合作指手劃腳。中美雖就導彈不擴散問題達成協議，但美國並未完全解除對華製裁。總之，在軍售問題上，美國對自己非常寬鬆，而對中國卻要求嚴厲，並且動不動就揚言“製裁”，同時不斷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妄圖對華實行“預防性遏製”。正如洛德在1995年7月在國會一次聽證會上所說：“我們無法預言到21世紀中國將成為一種什麼樣的力量。但願上帝保佑不發生這樣的事：我們也許不得不同其他國家一道轉而采取一種遏製政策。”
4.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的主要障礙。1982年《八·一七公報》之後，台灣問題一度未再引起波瀾。冷戰結束後，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再次突出，1992年布什政府宣布售台150架F-16戰鬥機，嚴重違反了《八·一七公報》。1994年4月美國通過《對外關係授權法》宣稱《與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優於《八·一七公報》。1994年9月克林頓政府宣布調整美台關係，允許台駐美機構更名為“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允許美台之間建立次內閣級對話；支持台灣加入除聯合國之外的國際經濟組織；不允許台灣最高領導人訪美，但允許過境等。1995年5月美國政府出爾反爾，不顧中方嚴正勸阻，竟然宣布允許李登輝對美做“私人訪問”，使中美關係的基礎受到嚴重衝擊，中美關係一度惡化到極點。中國方麵一再聲明，中美關係的基礎是三個聯合公報，三個公報的核心是台灣問題。在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麵，中國沒有退讓的餘地。在1997《中美聯合公報》中，中方再次重申了“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關鍵”。美方也重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而美國出於“西化”（和平演變中國）和“分化”（保持中國的分裂以牽製中國）中國的雙重目的，還將不時在台灣問題上搞些動作。總之，台灣問題已取代人權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的主要障礙。今後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鬥爭狀況將很大程度上決定整個中美關係的前途。
除此之外，美國還在1992年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其中把香港作為一個“單獨實體”看待，並聲稱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1995年又成立了國務院（美國）香港問題特別工作小組，為進一步插手香港事務做準備。可以預料，今後中美關係中的香港因素也會日益突出。
中美雙方存在的上述四大分歧，構成了冷戰後中美關係的主要障礙。如何妥善處理這些分歧和障礙，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至關重要。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麵入手：（1）要理解和接觸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重要性。承認雙方既有共同利益又有許多分歧。這種現實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兩方麵形成的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排斥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將是今後雙邊關係的一個基本特征。布朗稱：“以美中之間共同的長遠利益來考慮問題，是看待和解決兩國間分歧的最好方式。”（2）認真遵守和執行中美之間的三個公報。前國務卿貝克說：“美國政府應該根據互相尊重和互相諒解的原則，根據指導我們關係的三項外交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繼續奉行同中國與台灣建設性接觸的政策”。（3）保持中美高層對話。貝克稱：“美國政府應當繼續同中國進行高層認真的政治對話，以調和在貿易、武器擴散和人權問題上的分歧”。（4）努力擴大共識，縮小分歧。中美兩國領導人都願意重視同對方的關係，並鄭重表示要開辟建立麵向21世紀的中美關係，即一種積極的和建設性的關係。兩國在戰略上、經濟上的共同利益依然大於兩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和其他分歧。從冷戰後世界的現實來看，中美兩國的共同點應當是增多，而不應是減少；在中美各自的戰略構想中，一方對另一方的戰略重要性應是趨升，而不是趨降。
四、冷戰後中美關係的前景
展望今後的中美關係，可以預料將有三種可能的情況：
（一）中美關係較長時間維護現狀。
中美關係的現狀，就是“合作、競爭與衝突的混合體”。中美兩國在戰略上、經濟上互有所求，具有共同利益，因而需要合作。但是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以及台灣等問題上的分歧，又使中美關係處於一種競爭和衝突狀況。這樣，雙方維持一種既合作又競爭、衝突的關係。合作有一定的限度，而競爭和衝突又不會破裂。這種合作與競爭、衝突並存的狀況將使兩國關係處於時好時壞和搖擺不定的局麵。
（二）兩國關係出現惡化、倒退乃至重新回到對抗局麵。
這種局麵很難出現。發生這種情況的前提條件是：中美兩國內部政治局勢出現異乎尋常的重大變化；美國支持台灣獨立或將台灣正式納人美國戰區導彈防禦體係（TMD）對中國構成直接的嚴重威脅；北京同台北發生嚴重危機以至出現軍事對抗；美國在人權等問題上提出過於苛刻而為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從目前情況推斷，這種可能性很小但不能排除。特別是在台灣問題這樣事關中國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最有可能導致中美關係重新走向對抗。
（三）中美關係繼續恢複乃至全麵好轉。
由於存在許多有利條件以及兩國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形成的重要基礎，加上雙方真正願意改善和發展關係，出現這種局麵的可能性甚大。主要原因是，中國繼續深化改革，經濟迅速發展，謀求與美國發展友好合作及平等互利的關係；美國也積極奉行“全麵接觸”的政策，重視改善和發展同中國的互利合作關係，取消遺留的對華製裁。但即使兩國關係全麵好轉，也不會再現80年代那樣的關係，雙方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和摩擦。
在上述三種可能的情況中，筆者以為，在近期內，將繼續是第一種趨勢；在中期內，第三種情況比較可能。但是，除非發生特別情況，中美關係很難出現五六十年代的對抗局麵和七八十年代的戰略結盟局麵。
展望21世紀的中美關係，我們可以看出中美關係既麵臨著進一步改善和發展的機遇，也麵臨著嚴峻的挑戰。既然前駐華大使詹姆斯·薩瑟和其他許多有識之士都認識到“在邁向2000年的時候，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那麼中美關係就隻能像江澤民主席所說的那樣：“我們隻有責任去發展合作，沒有理由去搞對抗，這是世界人民對我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