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惠國待遇問題解決後，中美雙邊關係出現了“全麵接觸”的新勢頭，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麵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美中兩國高層互訪頻繁，美國的商務部長布朗和國防部長佩裏等先後訪華，大大促進了兩國的經濟合作和軍事交流。中國的三位副總理等也先後訪美，特別是1994年10月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訪美，兩國簽署了《關於停止生產用於核武器的裂變材料的聯合聲明》和《關於導彈擴散問題的聯合聲明》。美國將取消1993年8月實施的對華製裁；在美取消製裁後，中方承諾不出口《導彈及其技術控製製度》所限製的主要參數的地對地導彈。1994年11月，江澤民主席與克林頓總統在雅加達舉行了第二次會晤。江澤民主席說，1993年的西雅圖會晤，雙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共識，指導中美關係走上改善與發展的軌道。這次會晤將推動中美關係取得新的更大的發展。他還提出，中美之間應該並完全可能建立建設性的新型關係，並提出了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雙方共同確立指導兩國關係的五項原則，即雙方都著眼於世界大局和21世紀，從更廣泛的範圍和長遠的觀點處理中美關係；相互尊重各自的國情和選擇，擺脫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對兩國關係的影響，以友好的精神處理相互間的一切問題；充分利用各自在經濟的優勢和特點，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推動兩國經濟全麵發展；加強在國際事務和國際組織中的磋商與合作；增進相互間的來往和交流，特別是高層互訪和接觸。克林頓總統表示讚成並指出，美中兩國有著彼此成為良好夥伴的前景，他將繼續做出努力，使兩國關係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前進。雅加達首腦會晤為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進一步促進了中美關係向前發展。1995年2月26日，中美兩國終於就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達成協議，從而使雙方避免了一場迫在眉睫的貿易戰，有助於兩國經貿關係在健康軌道上繼續前進。
但是，就在中美關係得到改善和發展的良好氣氛下，美國政府卻錯誤地判斷中國形勢，出爾反爾，竟然於1995年5月22日宣布允許李登輝對美做“私人訪問”的錯誤決定，從而導致了中美關係再次嚴重惡化。中國政府先後做出了推遲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和推遲中美導彈、核能合作專家磋商等強烈反應，要求美國取消錯誤決定。同年6月李登輝訪美後，中國召回了駐美大使，從而使兩國關係降到了建交以來的最低點。麵對中國的強烈反應，美國政府有所震動。從其全球戰略考慮，美國不願全麵惡化中美關係，便做出一些姿態以求修補裂痕，並提出舉行中美首腦會晤，以謀求建立中美關係新的戰略基礎。考慮到中美友好符合兩國利益，並有助於亞太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方在做出適度的反擊後，也對修補中美關係持積極態度，表示願與美一道克服麻煩、恢複正常關係。從6月下旬開始，美國政府再三重申尊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主張，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不謀求“遏製”與孤立中國，希望同中國保持和發展友好關係，而未來台灣領導人訪美隻能是“非官方的、私人性質的、罕見的和有一定理由的”。7月初，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受白宮委托來華調解。8月到10月，中美兩國外長、副外長進行了多次會談。10月24日，中國江澤民主席和美國克林頓總統在紐約舉行了長達兩個小時的正式會晤，兩國領導人強調中美兩國都是對國際事務有重大影響，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有重大責任的國家，兩國之間存在廣泛、重要的共同利益，建立長期穩定的中美關係，不僅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總之，紐約首腦會晤雖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沒有取得戲劇性突破”，但是對中美兩國關係的戰略基礎卻達成了共識。此後，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實現訪華，中美軍事交流得到發展。11月份江澤民主席與美國副總統戈爾又在大阪舉行了會晤。1996年初，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美國竟公然派軍艦進入台灣海峽，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幹涉了中國內政，中美關係再次跌入低穀。同年11月，中美兩國首腦借召開亞太經合會議之機進行了會晤，在中國政府有利有理有節的鬥爭下，美國政府不得不重視對華關係，不得不尊重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雙方強調應遵循“冷靜、客觀、現實”的原則處理兩國關係。兩國政府還商定了近期內將實現首腦互訪。1997年開始，中美關係開始升溫，一批又一批美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訪問中國，而中國海軍艦隻也訪問了美國港口。2月4日，克林頓在國情谘文中闡述了第二任期內對華政策，他保證力求同中國加深對話。他說：“為了這個目標，我將去中國，江澤民主席將訪問美國”。2月24日，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北京表示“隨著我們進入21世紀，我們同中國的關係，是保持局勢的關鍵”。經過中美兩國商定，10月底11月初，江澤民主席對美國進行了訪問，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強調中美要建立麵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1998年克林頓訪華，中美關係終於轉入正常軌道。
三、冷戰後中美關係之合作基礎與分歧
在冷戰時期，共同的戰略利益（防止蘇聯擴張）構成了中美關係最重要的基礎。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中美之間是否還有合作的基礎呢？中美關係是否還有發展的可能？
一些美國人認為，由於冷戰的結束，中美合作的戰略基礎不複存在，中國在美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下降，中國有求於美國甚於美國有求於中國，主張對華采取強硬政策。這可以美中商務委員會前會長沙利文在1992年春的反華文章《丟棄中國這張牌》為代表。
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以“蘇聯因素”的消失來說明誰對誰更需要。“蘇聯因素”的消失，固然使中美關係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外部推動力，從而使中美之間的一些被壓抑的矛盾突出出來；但“蘇聯因素”的消失，也促使雙方從更加現實的戰略利益出發，發展多方麵的合作。正如1997年10月29日《中美聯合公報》中所指出的“雙方有重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及地區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增長；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失去亞太區域合作，打擊販毒、國際有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問題上；在加強雙邊經濟發展、貿易、法律、環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與合作以及兩國軍隊往來等方麵，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潛力”。共同利益是國家間關係得以合作的基礎，冷戰後的中美關係由於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而獲得了堅實的合作基礎。
（一）中美之間在戰略上的共同利益。
1.兩國在維護全球和平與穩定方麵具有共同利益和重大責任。冷戰後時期美國國家安全考慮的重點巳從對付全球範圍內的蘇聯威脅，轉為通過聯合國等多邊國際組織解決國際安全問題或地區性衝突。中美兩國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在充分發揮聯合國的積極作用，維護世界和平、解決地區衝突、防止核擴散、保護生態環境、打擊販毒走私、反對恐怖主義以及解決國際難民等全球性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可以共同做出貢獻。克林頓總統認為，中國是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必須從比亞太地區範圍更廣泛的角度看待中美關係。另外，隨著兩極格局的終結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美國將日益麵臨來自日本、西歐等盟國的挑戰，由此引發的一些問題將成為美國安全戰略的重要內容，這將增加中國因素在美國戰略中的份量。
2.兩國在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促進安全與繁榮方麵也存在著共同利益和負有重大責任。美國和中國都是亞太地區舉足輕重的大國，對維護亞太和平與穩定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美國國防部長認為，沒有中美兩國的合作就不可能應付朝鮮問題、柬埔寨問題、南海問題、印巴核競賽等威脅亞洲穩定的四大挑戰。克裏斯托弗和洛德都讚揚中國在促進美朝達成核協議方麵所起的“建設性作用”。另外，從長遠來看，中美兩國在防止俄國重新走上霸權主義國家和日本恢複軍國主義方麵有著共同的利益。在促進亞太經濟繁榮方麵，中美兩國更存在著許多共同的利益。隨著亞太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日益上升，美國的經濟戰略中心日益向亞太轉移，美國對地處亞太中心的中國將會更多依賴。正如克林頓總統所強調的，中國“對形成亞洲的未來，美國在太平洋的安全和貿易關係將起重要的作用”。
3.從中美關係本身來看，雙方保持和發展良好關係將對世界特別是亞洲的和平與繁榮產生積極影響。美國國防部長指出，在美國的國防政策中，“沒有把中國作為一個威脅，而是看成朋友”。他認為，美中保持友好關係，不以對方為敵，“不僅對兩國安全，而且對世界安全都是很重要”。江澤民主席也指出，對於21世紀的世界來說，一個政治上穩定，經濟上發展的中國，將是一個重要的和平與發展因素，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的重要力量。
（二）中美兩國在經濟上有共同利益。
中美雙方發展互利互惠的經貿關係，是兩國合作的重要基礎，也是雙方利益的彙合領域。美國認為，中國是個頗有潛力的發展中大國，是美國現實的十大新興市場之首。從美國的經濟安全目標來看，擴大出口，創造就業機會，重振美國經濟，中國是關鍵。洛德表示，中國將成為美國“最有希望的投資和貿易夥伴之一”。商務部長布朗強調：“全球經濟安全現在被認為是世界安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中國在戰略上和經濟上的重要性，要求兩國建立起一種更加穩定和全麵的關係，尤其是在曆史上的這一關鍵時刻。”除了中國大陸本身的市場潛力外，美國還不得不考慮到未來的“大中華經濟圈”以及整個亞太經濟圈中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促使美國早做占領中國市場的打算，以利將來取得優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