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亞太地區的大國，推行“均勢戰略”。實力均衡戰略是東南亞國家外交戰略的思想基礎，東盟許多政治家、戰略家始終相信均勢原則沒有過時，是維護地區安全的關鍵。冷戰結束後，東盟在與東南亞地區有利害關係的中、日、美之間推行了“均勢戰略”。針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軍隊的現代化以及日本不斷擴充軍備，東盟國家感到了擔憂，希望美軍留在東亞，借以製約中、日。在經濟方麵，東盟國家在發展與日本經貿關係時又發展與中國的關係，以減輕對日本經濟的過分依賴，防止日本借此控製東盟的經濟事務。在政治方麵，東盟主要國家站在中國立場上反對西方的民主、人權觀。
在美、歐、亞三極中，美、歐由於有了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因而勢力明顯高於亞洲，而且亞太地區沒有一個高度一體的一體化組織，且內部矛盾重重，東盟企圖借助歐洲，抗衡美國的勢力，在三極中推行平衡戰略。1996年3月，東盟舉辦了首次亞歐首腦會議，實現了“小國領導大國”的外交設想。
三、冷戰後東盟推行其內外政策所受到的製約因素
一般說來，一個組織的政策製定是內外因素相互製約的結果，它的推行自然也要受到有關內外因素的影響。
東盟內外政策所受到製約的內部因素主要有：
1.東盟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東盟國家經濟水平大體上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文萊和新加坡，兩國人均收入16000美元；第二層次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工業化程度正在提高，但仍未脫離勞動密集型產業時代；第三層次為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等較貧困國家，經濟水平發展較低。另外，東南亞各國的社會製度也不盡相同，越、老推行社會主義製度，其他國家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緬甸則是軍政府。經濟水平的差異、政治製度不同必然影響和製約經濟一體化政策的順利實施。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其內外政策的推行也具有一定的阻礙作用。
2.東南亞國家之間還存在許多矛盾，如領土爭端，主要有：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的沙巴之爭，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的巴淡、吉利兩島之爭，新馬之間的白礁島，越柬之間領土等爭端。而且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三個主要國家爭奪東盟主導權的鬥爭也會影響東盟有關戰略的實施。
3.東南亞國家對域外大國的認識有所不同，如對中國，馬來西亞就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中國威脅”，馬哈蒂爾認為“中國威脅論”隻不過是西方的一個陰謀，他認為“亞洲人沒有理由積極協助他們阻撓中國及阻延亞洲取回陽光下應有的地位。”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則認為他們的威脅主要來自中國。對域外大國認識的差異有可能影響東盟的對外政策。
東盟所受到的外部製約因素主要是大國特別是美、日的影響。
冷戰結束後，經濟因素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所占比重日益加強。美國一再強調亞太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一改過去對亞太經合組織冷淡態度，認為這一組織是“地區經濟合作的基礎”和“貿易和投資的框架”，並把它作為其實現新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的支柱。在此指導下，美國積極參與亞太經合組織事務。與美國經濟勢力相比，東盟自然處於劣勢。茂物會議和馬尼拉會議雖由東盟主持，但其宣言基本上是美、日等國意誌的體現，亞太經合組織主導權已為美國掌握，東盟力圖恢複基本上已不可能，至少從目前看如此。東盟提出的東亞核心論壇構想，由於日本的猶豫至今仍是紙上談兵。由此可見，東盟所提出的任何一種涉及整個亞太區域的政策，如果沒有美、日等國的支持，實現的可能性都不大。實際上，東盟的亞太政策隻有是自身與美、日、中等域外大國利益交彙點的體現，才有實施的可能。
在政治方麵，冷戰後美國亞太外交目標之一，即在亞太地區推行民主和人權。美國認為“民主”是實現亞太地區“和平、繁榮和穩定”的最好保障，認為人權原則是普遍的，宗教、社會、政治和文化上的差異不能成為侵犯人權的借口，這種人權、價值觀自然與東盟國家的相矛盾。馬哈蒂爾認為“亞洲很多人相信，我們的確有本身價值觀和做事的方式，……對於那些認為本身價值觀和做事方式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人，這是一個異端。”東盟與美國人權、價值觀上的差異，使東盟的外交有可能受到美國的製約，實際上，美國批評東盟吸收緬甸為成員國就是以人權為依據的。
在安全方麵，美、日與東盟顯然想法不同。美、日企圖以美日同盟作為維護亞太安全的支柱，美、日、中都支持東盟地區論壇的活動，但美國的目的是積極參與、充分討論亞太熱點問題，使亞太國家認識到共同威脅，顯示自己的勢力和作用，在適當時機建立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機製。日本企圖借以與美國爭奪亞太事務主導權。中國雖然支持東盟地區論壇活動，但對論壇的議程、目標有不同看法，並且中國有自己的維護亞太安全主張，與東盟的設想也不盡相同。以上域外大國與東盟主張的差異，必然影響東盟地區論壇的效率及東盟亞太安全政策的實施。
東盟政策的推行雖然受到上述因素的製約，但作為一個地區性的國際組織，自然有自己的結構機製，其政策的實施必然會在各種因素的平衡點上推行。實際上，任何一項國際組織政策的實施本身就是各種因素綜合平衡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