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情況來看，日俄關係的發展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一方麵，隨著日俄關係的逐步發展，兩國彼此需求和共同利益正在增多；另一方麵，俄羅斯國內政治動蕩，政局不穩，而且日俄之間還存在著一些很難解決的曆史障礙。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日俄關係不會有實質性的進展，其發展更多都是表層的，很難深入下去。
2.全方位外交。
除大國外交外，日本政府還在廣大亞太地區積極開展全方位外交，極力謀求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90年代以來，日本的亞太外交全麵出擊，在北起蒙古、南到東盟、西達西亞、東至朝鮮半島的廣大地區展開了猛烈攻勢。
（1）在前蘇聯勢力從蒙古收縮以後，日本通過對蒙古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迅速填補了這個亞太地區的“權力真空”。日本作為最大的援蒙國家，已經基本掌握了蒙古問題的主導權。由此，日本不僅擴大了對亞太事務的發言權，而且可以利用蒙古獨特的地緣戰略地位，與中俄兩國討價還價。
（2）印度支那是近些年來大國外交爭奪的焦點地區，也是日本亞太外交的重點對象之一。日本首先通過聯合國框架積極參與柬埔寨和平進程，提供最大份額的資金，獲得了在柬問題上的較大發言權。然後，日本又通過對越南提供經濟援助和進行高層互訪大大密切了日越關係，不僅搶在了美國之前進入越南市場，而且從南方形成了對中國的遏製態勢。
（3）東盟地區一向是日本亞太外交的重點地區，冷戰結束以後更是這樣。在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的影響下，日本加強了與東盟國家進行經濟合作的力度，試圖借助東盟的經濟力量組織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和“日元貨幣圈”，以掌握建立亞太新秩序的主導權，與歐洲和美國三分天下。
（4）日本對西亞外交的主要目標是保證石油的穩定供應，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日本與西亞的關係曆來較弱，但在海灣戰爭以後，日本卻一反常態地非常重視西亞外交。不僅加大了對西亞國家的援助力度，進行經濟滲透，爭取借此擴大在西亞的政治影響；而且還通過積極參加中東和會，獲得了通過多邊機製和國際力量保障石油供應安全的合法渠道’為日本經濟生命線的安全加上了雙重保險。
（5）在朝鮮半島，日本外交的重點是阻止朝鮮擁有核武器。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曾經遭受核打擊的國家，對於周邊國家核武器的發展狀況非常敏感。為了阻止朝鮮擁有核武器，日本政府近年來與美、韓、中、俄密切協調，盡力抑製朝鮮核開發，並爭取壓製朝鮮按照日本條件實現日朝關係正常化。
綜上所述，當前日本推行的亞太外交戰略是一種大國外交戰略，其根本目標在於確立日本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並為其走向世界政治大國打下基礎。由於許多曆史和現實條件的限製，日本亞太外交戰略的進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必然會遇到各種困難和障礙，出現各種反複與曲折。
二、經濟戰略
日本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其亞太戰略中經濟內容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日本的亞太經濟戰略目標主要有兩點：一是通過加強與亞太地區各國的經濟合作促進日本經濟的發展，強化自身經濟優勢；二是通過大力推進並爭取主導亞太區域性經濟合作擴大其政治影響。從具體實施來看，日本的亞太經濟戰略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1.在協調日美經濟關係的同時，將其亞太經濟戰略向東亞偏移。
長期以來，日美經濟關係在日本的亞太經濟戰略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是因為日本經濟對美國市場的嚴重依賴，而且還在於日本整體對外戰略對美國的緊緊跟隨。不過，即使是這樣，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長，日美經濟關係中還是產生了許多問題，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日美貿易長期處於不平衡狀態。據統計，1992年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達到487億美元，占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57.8%。1993年繼續上升，達到了593億美元，占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50%。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克林頓政府增加了外貿政策中的保護主義色彩，要求日本進一步開放市場，並且提出了相當苛刻的“數值指標”。對此，日本政府堅決不能接受，從而引發了日美兩國之間曠日持久的貿易衝突。可見，“日美經濟關係當前需要的主要是協調，如不搞好協調，任其不平衡繼續發展，將給日美經濟關係造成破壞性影響，更不用說發展了”。
在與美國協調經濟關係的同時，日本將其亞太經濟戰略的重點逐漸轉向了東亞。日本作為東亞超級經濟大國，由於曆史和地緣關係，與該地區的經濟關係曆來十分密切。近些年來，隨著歐洲、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以及某些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增強，日本更加需要與東亞國家加強經濟合作，來保護並促進本國經濟的長期繁榮。與此同時，東亞國家不斷創造的經濟奇跡也為這種經濟合作創造了相當有利的條件。有關資料表明，1991年東亞地區在日本出口總額中占有32%的份額，超過了美國所占的30%的份額。在90年代的前3年中，日本對亞洲“四小龍”的投資增長了8倍多，無論是增長幅度還是累計金額均已超過美國而居第一位。這明顯地反映了日本亞太經濟戰略向東亞地區的迅速偏移。
2.大力推進亞太區域性經濟合作，爭取實現日本的主導地位。
日本政府對於亞太區域性經濟合作的基本構想，便是所謂的“雁形模式”，即以日本為主導，亞洲“四小龍”緊隨其後，東盟國家為第三序列的發展梯次。日本政府非常重視通過推進“雁形模式”謀求在亞太區域性經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認為隻有“雁形模式”取得進展，“日本才有可能在亞太政治及安全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官澤首相曾經指出：“東京應充當由東盟、南朝鮮和日本組成的亞洲經濟集團的領導者，亞洲經濟區在21世紀將會幹得比北美和歐洲更為出色。”
在“雁形模式”的具體實施上，日本政府堅持了從小到大，從局部到區域，漸次擴張，逐步推進的策略方針。其戰略重點有兩個：一是東南亞經濟圈，二是東北亞經濟圈。東南亞經濟圈主要以日本與亞洲“四小龍”、東盟國家組成的雁形隊伍為基礎，輔之以“印支大陸開發計劃”，輻射越南、老撾、柬埔寨和中國華南地區，再以此為基點向南亞、澳洲擴張。東南亞經濟圈的著眼點在於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階梯性差距，希望通過東南亞經濟圈，形成日本生產高技術產品，亞洲“四小龍”生產一般技術產品，東盟和印支大陸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分工格局，各國相互依賴，共存共榮。東北亞經濟圈則企圖通過環日本海、環黃海、圖們江三角區等局部經濟合作區，將東北亞各國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和各自優勢在貿易、資源和產業轉移等方麵聯係起來，輻射中國東北、朝鮮半島和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形成日本和韓國出資金技術、俄羅斯出資源、中國和朝鮮出勞力的經濟合作格局。日本政府精心策劃東南亞經濟圈和東北亞經濟圈的深層目標在於通過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使兩個經濟圈在地域上交叉重疊，在此基礎上構成以日本為中心的區域經濟集團，進而向更廣大的環太平洋地區擴張，建立日本起主導作用的亞太經濟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