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以來，隨著世界格局和亞太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政府開始對其亞太戰略做出大幅度調整，以確立該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進而實現世界大國的戰略目標。
日本的亞太戰略具體體現於外交戰略、經濟戰略和安全戰略三個方麵。
一、外交戰略
日本的亞太外交戰略從實施對象上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對幾個亞太大國的“多邊均衡外交”；二是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全方位外交。
1.多邊均衡外交。
日本政府對幾個亞太大國的外交戰略，從總體上是力求維持該地區戰略力量的相對平衡與穩定，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根據自身根本利益有所側重。應該說，這種“多邊均衡外交”有利於日本在勢力均衡的狀態之中獲得更大的外交空間，也有利於日本更加靈活地實現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
首先是對美外交。在長達40多年的冷戰年代中，日本基本上奉行了一條追隨美國的外交路線，並沒有一套完整的亞太外交戰略。冷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認為要謀求亞太主導地位和政治大國地位，就必須擺脫“對美國的從屬地位，謀求與美國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為此，日本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采取了如下行動：
（1）敢於對美國說“不”，逐步擺脫美國控製。80年代以來，日美之間的經貿摩擦日趨激烈，嚴重影響了兩國關係的發展。在以往兩國為此舉行的多次談判中，總是以美國施壓、日本讓步宣布結束。然而，在1994年日美兩國首腦的經貿會談中，細川首相卻敢於和克林頓總統針鋒相對，第一次公開向美國說“不”，即使是在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之下也毫不退讓。這種情況在戰後多次日美首腦會談中是沒有先例的，反映了日本實力的增長與擺脫美國控製的要求。
此外，為了逐步擺脫美國控製，日本還著意加強了與歐洲的關係，加快了“回歸亞洲”的步伐。這一切都明確表明延續幾十年的日美從屬關係正在宣告結束。
（2）經濟上減輕對美依賴，將其經濟命運更多地與亞洲聯係在一起。冷戰時期，美國政府長期奉行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極大地刺激了日本商品的對美出口，促進了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但同時也形成了日本經濟對美國市場的嚴重依賴。冷戰結束特別是克林頓政府上台以後，美國轉而加強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日本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擊和阻礙。在這種不利形勢下，日本加強了對亞洲市場的擴張，爭取在經濟上逐漸減輕對美國的依賴，將其經濟命運更多地與亞洲聯係在一起。有關資料證明，1995年，日本對亞洲的出口已經超過了對美國的出口，日本對亞洲的貿易順差也已經超出了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3）與美國爭奪亞太經合組織的領導權，謀求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近些年來，日本認為其在亞太經合組織中的優勢地位受到了美國的嚴重挑戰，因而加緊了與美國對亞太新興市場的爭奪，力圖重新確立並鞏固對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主導地位。根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在貿易方麵，日本與亞太地區的貿易額已經超過了日美貿易額；在投資方麵，原來美國在亞洲的領先地位也被日本取代。
不過，從總體上看，日本對美政策雖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日本還不可能與美國分道揚鑣。因為日本在安全上還需要美國的保護，經濟上仍對美國依賴很深，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日本對美外交還難以真正地從冷戰時期追隨美國的思維慣性“怪圈”中解放出來，日美之間合作與競爭、協調與摩擦的關係，還將在不斷變動之中持續下去。
其次是對華外交。冷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將日中關係提到了與日美關係等量齊觀的高度，希望與中國發展更為成熟的雙邊關係。縱觀冷戰後幾年來日中關係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對華外交主要呈現出如下特點：
（1）日本對華外交的主要目的在於利用中國為其大國外交戰略服務，增強日本影響亞太事務和世界事務的戰略砝碼；
（2）日本對華外交的主要內容由過去偏重經濟轉向經濟與政治並重，甚至不惜以經濟讓步換取政治支持，為其政治大國戰略造勢助威；
（3）日本政府正在逐漸漠視曆史問題在日中關係中的特殊地位，希望盡快忘掉過去，建立兩國之間麵向未來的“普通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新舊格局交替的後冷戰時期，日本政府並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的對華外交政策，在這個問題上往往表現出比較鮮明的搖擺性和兩麵性。主要表現在：（1）日本出於戰略全局利益考慮，希望與中國發展較為成熟的雙邊關係，但由於意識形態的對立，經常以民主化和人權問題為借口幹涉中國內政；（2）日本支持中國改革開放，願意對華提供經濟、技術援助，但同時又擔心中國過於強大，往往要對這些援助設置各種先決條件給予限製；（3）日本一方麵希望中國加人國際協調機製發揮其應有的大國作用，但另一方麵又采取各種手段對中國進行打擊和牽製，希望將中國的國際影響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
近幾年來，由於日本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特別是日本政壇“總體保守化”的影響，日本對華外交更多地表現出了牽製和打擊的一麵，使得日中關係出現了嚴重倒退：（1）大力提升日台關係，支持台灣獨立。日本政界的一些頑固反華分子仍然抱著過去曾經占有台灣的舊殖民主義立場不放，接連派出代表團與李登輝進行會談，希望盡快促成李登輝訪日，並圖謀以此突破對台關係，與其發展實質性的“官方關係”。（2）在領土問題上大做文章，牽製中國。日本政府加大了對東盟國家的外交力度，為這些國家在南沙問題上向中國發難助威，這樣有利於維護日本海上運輸線的安全，而且可以牽製中國對釣魚島的政策。（3）將經濟援助與政治安全掛鉤，限製中國。日本政府借口中國“軍事威脅”，縮短了對華日元貸款周期，凍結了多項對華援助，把資金、經濟合作與中國的民主化和國防公開化掛鉤。（4）聯合美國，共同反華。為防止中國在亞洲坐大，日本在軍事上已將中國列為重點關注的國家之一，希望借重美國力量對中國進行戰略遏製。
日本對華外交的上述動向表明，後冷戰時代的日中關係雖然在總體上是友好與合作的，但在某些特殊時期或局部問題上也會發生令人不快的風波與曲折，甚至是嚴重的倒退。
第三是對俄外交。在日本的亞太大國外交中，日俄關係發展得最為緩慢，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對俄外交的失誤。在冷戰結束初期，日本政府認為俄羅斯經濟困難，急需日本援助，因此在對俄外交上堅持了“政經不分”原則，企圖以大規模經濟援助為條件，促使俄羅斯在“北方領土”等政治問題上做出讓步。然而，大國主義情緒濃厚的俄羅斯卻並未屈服於日本的壓力，而是以兩次推遲葉利欽總統訪日的形式否定了日本政府一廂情願的外交企圖。經過失敗之後，日本政府開始調整過於僵硬的對俄外交政策，以“擴大均衡”原則代替“政經不分”原則，即不再把解決北方領土問題作為改善雙邊關係的唯一前提，同意采取政經兩步走的方針，在日俄經濟關係穩步發展的基礎上逐步解決兩國政治糾紛。日本政府的“擴大均衡”原則大大緩和了日俄關係的僵局，使日本對俄外交走上了正常發展的正確軌道。1997年日俄首腦會晤，簽訂了橋本一葉利欽計劃，使兩國關係有了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