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鞏固和加強雙邊軍事同盟關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5個盟國。冷戰期間，美國曾先後與這幾個國家訂立軍事同盟條約，這幾個國家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遏製“共產主義擴張”的基石和軍事部署的橋頭堡。冷戰結束後，美國與這些盟國的關係不但沒有因為對手的消失而削弱，而且還不斷采取措施加強之。
日本和韓國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兩個最重要的盟國，維持和強化與這兩個國家的關係，是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的兩大支柱。1995年《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強調：同日本的全麵關係是由三個支柱組成的：安全聯盟、政治合作及經濟和貿易。美國強調加強同日本的同盟關係，不是偶然的。近年來，隨著亞洲地區經濟的日漸崛起，亞洲盟國對美國的離心傾向正在加劇，尤其是日本。亞洲市場的擴大，使美國市場對日本的重要性相對減少，加上美日長期存在著貿易摩擦，也促使日本把經濟重點轉向亞洲。此外，已成為經濟大國的日本也不願意長期把自己的政治和安全利益係在美國的身上。美國認為，在今後的10年裏，日本對美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依賴將逐步減少，它將會作為一個更獨立的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行事，“這種變化對美國在下個世紀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含義”。美國從其亞太安全政策和全球戰略著眼，將加強對日關係，作為實現其亞太安全政策的關鍵支柱。1996年4月，克林頓訪問日本，與日本共同發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強調美日同盟關係的重要性。這標誌著美對日政策的重要轉變，即不再一味突出經濟矛盾，而是強調政治合作與安全保障處於優先的地位。1997年9月，美日正式發表《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確定了美日進行防衛合作的基本形式和內容，最後完成對美日安全保障體製的調整。美日同盟關係針對的對象從前蘇聯轉為朝鮮和中國；雙方軍事合作範圍從“遠東”擴大到“日本周邊”，將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包含其中；日本的軍事作用有所提高，可在出現緊急情況時采取多種方式在軍事上援助美國。這大大調整和強化了美日同盟關係，引起周邊國家的強烈關注。1998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問日本，雙方成立了“共同計劃研究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製定日本受到進攻時的兩軍聯合作戰計劃和日本周邊發生“緊急事態”時兩軍互助計劃及有關運作細節，推動兩軍關係向縱深發展。今後，安全聯盟與政治合作在美日關係中將處於主導地位，這就決定了美日經濟摩擦不會從根本上危及雙方共同的安全利益，並將最終采取妥協方式加以解決。因此，戰略合作關係是今後美日關係的主流。但是，美日安全關係的加強，並未從根本上解決美日深層次的矛盾和摩擦，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本對外戰略的調整，雙方還會發生衝突並呈上升與激化的趨勢。
從美韓關係來看，美國認為同韓國的安全關係依然是保持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穩定的中心。朝鮮半島的安全與統一問題，是維係美韓聯盟關係的基本紐帶，也是美國全力介入朝鮮半島的基本問題。1994年10月美朝關於輕水反應堆協議的達成，滿足了韓國的政治需要，為美韓關係的加強注入了活力。近年來，美國國防部長和參聯會主席等軍隊高級官員先後訪問韓國，一再強調美韓安全關係的重要性，指出朝鮮半島實現統一之後，美仍將保留在韓國的駐軍。1998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問韓國時，雙方協調了援韓方案、戰備規則等問題。此外，美韓之間的軍工合作和聯合軍事演習也頻繁進行，說明兩國的安全同盟關係仍在加強。1997年，美積極推動舉行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四方會談”，力圖通過此舉繼續推進半島局勢緩和，推動朝鮮內部發生變化。自1997年12月以來，“四方會談”開始在日內瓦舉行，雖然會談曆經曲折，但畢竟為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找到了一個有效的政治途徑。就美韓關係而言，雙邊聯盟的根基在今後相當長時間裏不會動援，美國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與控製力可能會進一步增大。
美國還越來越重視同澳大利亞的關係。對美國來說，澳大利亞的地理位置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它是聯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橋梁”，加強與澳大利亞的聯盟關係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是很重要的。1996年7月，美國國防部長和參聯會主席同時訪問澳大利亞，同澳發表了《麵向21世紀的聯合宣言》，宣稱兩國將在人員往來、情報交流和舉行軍事演習等方麵加強合作。美國前國防部長佩裏還將澳大利亞比作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的南“錨”，這說明澳大利亞在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已大大提高。
東盟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和美國全麵擴展的亞太安全政策，使美國更加重視與東盟國家的政治關係。美越關係正常化之所以在1995年7月底東盟論壇召開之前實現，正是美國急於介入和左右東盟這一戰略的集中體現。美國將以對東盟的政治支持為先導，企圖在站穩腳跟後，將東盟地區納入美國亞太安全政策軌道。1998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先後訪問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東盟國家，與這些國家在軍事合作問題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肯定在東亞駐軍的作用和對東亞安全的“承諾”，表示願與美國保持和發展軍事合作關係；美菲達成《軍隊地位協定》，兩國將恢複聯合軍事演習、聯合訓練和艦隊訪問；美國與新加坡宣布新的軍事協議，自2000年起，美航母、潛艇和其他戰艦將免費使用屆時峻工的海軍基地；美泰確定繼續舉行“金色眼鏡蛇”聯合軍事演習，並邀請印度尼西亞派觀察員參加，美國還重申恢複與印度尼西亞軍訓計劃的願望。通過科恩的訪問，美國與這些東盟國家的軍事關係進一步加強。
（三）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多邊安全機製。美國政府針對冷戰結束後亞洲政治力量與安全環境變化的現實，提出了更為廣泛的安全政策，即建立多邊安全保障體製的主張，並將此作為美國與亞洲盟國雙邊關係的“補充”。1993年3月，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洛德在美國會做證時，提出了美建立亞太安全磋商機製的目標。7月，克林頓在韓國國會發表演講時明確表示，就該地區安全問題舉行新的區域性對話，是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從1994年起，美國就積極參加東盟地區論壇，力求通過主導論壇發展方向，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多邊安全機製。1995年11月，美國前國防部長佩裏曾於1995年11月，公開建議把亞太經合組織擴大成為一個可以討論安全問題的多邊論壇，最終使這個論壇發展成為美國在亞洲安全戰略的一部分。但美國的這個主張並未獲得亞太國家的支持。1998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問亞洲7國，重申美國希望“就地區安全保障問題構築更加廣泛的多國間關係”，推進多邊對話與合作，並提出在亞太各國的國防部長一級通過非正式會談討論亞太安全問題。目前，美國正從四個層次上推進多邊安全保障體製。第一層次是美、日、韓，第二層次是美國與東盟，第三層次是美、日、中、俄，第四層次是美國與南亞國家。
（四）加強與中國的對話。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經曆了曲折發展。1993年年中，冷戰後美國首屆政府——克林頓政府在其上台半年之後，著手改變其上台初期一味對華強硬的做法，對本國的對華政策進行了全麵評估和審議，提出了一項稱為“全麵接觸”的對華政策。美這項政策的提出使中美關係一度出現轉機。1994年5月，宣布將對華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鉤，其農業部長埃斯皮、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助理國務卿沙特克、國務卿克裏斯托弗、國防部長佩裏等人先後訪華。中美經濟、商貿、科技合作三個執委會於1994年相繼恢複。同年10月，兩國還成立了中美軍轉民執委會並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中美兩國首腦還利用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機會，分別在西雅圖、茂物進行了會晤。但與此同時，由於美國國內的反華勢力作祟，也由於克林頓政府有意測探向中國施壓的底線，美在這一期間向中國施加壓力的一麵異常突出。美對華“全麵接觸”政策出現嚴重失衡。從1993年9月—1994年5月，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較量異常尖銳。1994年5月起，美國國內加強對中國打台灣牌的聲浪不斷抬頭。美最終在中美間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接連邁出兩大步，一是1994年9月，美公開宣布提升對台官方關係，提出美台建立“副部長級”接觸，並將台駐美機構更名為“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二是於1995年5月，公開允許李登輝以參加康奈爾大學校慶的名義對美進行“私人訪問”。克林頓政府此舉改變了中美建交16年來美曆屆政府不允許台高層領導人訪美的既定政策，是美當局繼1992年10月宣布售台F-16戰鬥機、1994年9月宣布提升對台關係之後，在台灣問題上的又一次重大政策倒退，是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的嚴重踐踏。對此，中國做出了一係列強烈反應。中美間出現了自建交以來性質最為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場較量。鑒於中美關係再次麵臨的嚴峻局麵，1995年年中起，美國國內圍繞對華政策問題再次展開了一場大辯論。美對華政策主流派從多個角度深入論述了美堅持對華“全麵接觸”政策的必要性，並對“接觸”政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的澄清。“全麵接觸”政策的思想體係趨於完備，並成為美在1996年年中以來對“全麵接觸”政策進行策略性調整的理論基礎。其基本要點是認為中國正在迅速崛起，但未來走向尚未確定，美應施以影響。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加強同中國交往有助於維護和擴大美在華現實的經濟利益。美商務部曾連續兩年將中國列為世界十大新興大市場之首，認為美國經濟振興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搶占並保有這一貿易和投資的大市場。美總統克林頓及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近稱，如果美國切斷與中國的經濟聯係，就等於向美“關閉了世界上一個發展最快的新興市場”，這“隻會使中國轉而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對美在華現實經濟利益將造成嚴重損害。美同時還認識到，現在就對中國實行“全麵遏製”的國際條件尚不具備。如果美目前對華奉行直接而全麵的“遏製”政策，“將會使美國的亞洲盟國發生分裂，並鼓動中國退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從而對美國在亞洲的利益造成損害。“隻有中國在今後變得更加咄咄逼人的時候”，美對華政策才有可能和必要從“全麵接觸”轉向“全麵遏製”。伴隨著美國國內關於對華政策辯論的深入，從1996年年中開始，美對“全麵接觸”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主要表現為：1.更加強調保持對華接觸。美認為，亞洲和平與繁榮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能否作為國際社會一名負責任的成員發揮應有的作用。美必須與中國繼續接觸，因為“中國融入現存國際體係，不僅會影響它自身的政治和經濟發展，而且能影響其與世界的關係”。2.更加重視中國問題，明顯加強了對華交往。1995年年中以來，美高層人士反複強調美承認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的地位，認為“對華關係是美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美高級官員訪華趨於頻繁，克林頓政府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副總統戈爾及美參聯會主席等先後訪華。3.在交往中繼續對中國施壓，但避免因個別問題引起中美關係全麵緊張。美在加大與中國交往力度的同時，繼續在一係列問題上保持對中國施加壓力，但美也較前注意不因某一具體問題而影響整個中美關係的穩定。美對華政策的積極變化，得到中國的積極回應。1996年下半年以後，中美高層接觸增多。特別是在1996年11月24日，中美兩國首腦在馬尼拉舉行了第四次非正式會晤，這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承前啟後意義的會晤。在這次會晤中，雙方一致認為改善和加強中美關係不僅關係到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必然會影響到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雙方強調中美關係麵臨進一步改善和發展的機遇，商定中美兩國元首於1997年和1998年相互進行國事訪問。在這次會晤中，江澤民主席從戰略的高度，並著眼於21世紀，再次重申了中美兩國之間應“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正是在1996年年中以來中美關係持續改善的基礎上，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對美進行了12年來的首次正式國事訪問。訪問期間，中美兩國均主張從曆史的高度、用戰略的眼光審視和處理兩國關係，一致同意致力於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這標誌著中美關係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達到了一個新的起點，對中美關係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積極影響。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提前訪華，表示出重視改善對華關係的決心，中美關係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軍事上，自1996年12月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以來，中美高層軍事交往和工作級交流非常頻繁，並達成了一些協議。1997年6月，中美簽署了關於香港回歸後美艦進泊香港的協議。1998年1月，中美簽署了《關於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製協定》；3月，《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議》正式生效。這些都是中美軍事交往的具體成果。但由於中美兩國社會製度不同、文化傳統各異，雙方在一些問題上將繼續存在分歧。如，美在加強與中國交往的同時，仍對中國存有相當的疑慮。1997年5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明確指出，2015年後，中國和俄羅斯可能會成為美國新的全球性對手。1996年以來，美國與日本修訂出台了新的防衛合作指針，其中也有針對中國的一麵。在台灣問題上，美仍堅持向台灣出售先進的武器裝備，並全麵提高了售台武器的數量和質量。其中1997年首次對台出售“魚叉”空對艦導彈，這被外界認為是繼美售台F-16A/B戰鬥機後又一次對台軍售的重大升級。1998年克林頓訪華以後，美連續宣布售台價值8.36億美元的武器裝備；10月中旬，克林頓還簽署了國會通過的《1999財年國防授權法》和《綜合撥款法》，其中包括繼續售台武器、研究將台納入戰區導彈防禦係統等多項條款。在人權、經貿、西藏等一係列問題上，美國也還不斷向中國施壓，使中美關係經常出現波折。1999年“五八事件”（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轟炸中國大使館嚴重事件），嚴重破壞了中美已建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使中美關係再次出現大的倒退。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決定了中美在保持相互關係穩定的同時，雙方在一係列問題上的爭執和摩擦仍將時有發生。中美關係仍將在合作與對話、摩擦與對抗中發展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