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始終是國際格局的主要角色。冷戰結束後，由於亞太格局的變化，亞太地區的大國及重要的國際組織紛紛調整或製定了新的亞太戰略，以適應形勢的發展。
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為適應形勢的發展，美國的亞太安全政策一直處於不斷的調整和發展之中。1991年11月，布什政府全麵提出了建立一個以北美為基點，以日本、韓國、東盟和澳大利亞為支柱，呈“扇形結構”的“太平洋共同體”的戰略構想。克林頓上台後，繼承布什政府戰略構想，1993年7月在東京發表演講時提出要建立一個“分享力量、分享繁榮和對民主價值共同承擔義務的”“新太平洋共同體”。這一設想反映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長期戰略目標，是冷戰後美國的亞太安全政策基本形成的重要標誌。之後，美國對其亞太安全政策又多次進行局部調整。1995年2月，美國國防部正式發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對冷戰後美國的亞太安全政策做了全麵論述。1996年5月，美國新年度《國防報告》提出在亞太地區推行“預防性防務”。1998年11月，美國根據其“塑造—反應—準備”全球戰略的需要和亞太安全角勢的新變化，對東亞安全政策再次進行審議並發表冷戰後第四份《東亞安全戰略報告》，確定了未來20年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的總體框架。至此，美國亞太安全政策逐步完成了兩次大的結構性轉換，即從“冷戰型”向“冷戰後型”和從“冷戰後型”向“21世紀型”轉化。
一、經濟安全戰略
冷戰結束後，經濟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上升，各國都較前更為重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克林頓政府從國際現實和國內需要出發，明確提出將“經濟安全”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對外貿易和國際金融成為支撐美國經濟擴展的重要因素，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優先重點。亞太地區被美國視為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和重要財富之源地”。
美國宣稱自己“首先是一個亞太國家”，並采取一係列戰略性牆施加強與亞太這個“最具活力的地區”的經貿和金融聯係。第一，從戰略高度重視對外出口。克林頓上台不久，即專門成立了“提倡出口辦公室”，謀求將美國的出口額從1993年的6580億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1.2萬億美元。美國還要求中央情報局、駐外使館及包括總統在內的各級政府官員為美國企業出口提供幫助。1994年1月，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加藤又提出“新興大市場”戰略，把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10個發展中國家作為美國重點開拓的海外市場。
第二、推行咄咄逼人的對外經濟政策。為擴大海外市場、消除巨大的外貿赤字，克林頓政府上台之初，特別強調“經濟安全”，認為美國今後麵臨的挑戰主要不再來自軍事方麵，而是來自經濟方麵，發展經濟關係，拓展海外市場應是美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為擴大經濟利益，近年來克林頓政府把解決日本和中國等國與美國的貿易不平衡問題，當成美國亞太經貿戰略的首要課題，先後向日本和中國等施加強大壓力，不時還以貿易製裁相要挾，迫使這些國家更多地進口美國產品。據美國政府統計，日本和中國是美國對外貿易兩個最大的順差國，其中對日貿易逆差自1990年起連續上升，1994年達到創紀錄的673億美元。據美商務部統計，1996年，日本和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分別為504億美元和434億美元，同整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貿易逆差約為1647億美元。經過艱苦的討價還價，近年來美國同日本達成30多個打開日本市場的協定，美對日出口1993—1996年增長41%，這對緩解美對日貿易逆差問題起了一定作用。1996年，克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告兩國國民書中承諾優先處理美日一攬子協議遺留的問題，努力合作解決兩國間的任何經濟與貿易問題。1997年4月，橋本訪美時又保證推進放寬限製等各項改革，實現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抑製外貿順差的擴大。此後，兩國就日本經濟“放寬限製計劃”達成協議。加之美國經濟這幾年比較景氣，克林頓政府麵臨的壓力減小，美日原來在貿易問題上的尖銳對抗已大為減緩。
進人90年代以來，經濟問題逐步成為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由於經貿關係的迅速增強，中美之間的經濟摩擦日漸突出，有時甚至嚴重影響了中美關係的發展。中美經貿關係中最突出的三個問題是知識產權問題、市場準入問題和最惠國待遇問題。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從80年代後期開始，中美曾圍繞這個問題進行了長達7年的談判，一直到1991年1月才達成協議。1994年2月，美國再次以中國保護知識產權不力，侵權行為失控為由，向中國方麵提出知識產權問題，並威脅說要對中國進行報複。經過一年多的討價還價，中美直到1995年2月才達成協議，避免了一場貿易戰。在市場準入問題上，美國以中國市場不開放和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增大為由，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7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497億美元，1994年以來多次威脅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高額關稅。中國從中美關係的大局出發，在降低關稅和開放市場方麵，做出相當大的努力，為解決中美經貿摩擦創造了有利條件。
努力開拓東南亞和南亞新興市場，是美國亞太經貿戰略的重要內容。1994年，克林頓政府製定了美國開拓10個“新興大市場”的戰略，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和南亞的印度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1990年以來，美國同東盟國家的總貿易額平均年增長15%。美國是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的最大出口市場，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第二大出口市場。1997年，東盟是美國第四大出口和進口夥伴，美國在東盟的投資達到350億美元。
第三、積極推動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克林頓政府上台以來，倡導並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加快推進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一體化、自由化，以此掌握亞太經合組織的主導權。這是美國在經濟上走向亞太的基本戰略。1993年以來，美先後參加了5次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1994年茂物會議上，美與該組織成員達成了發達國家不晚於2010年和發展中國家不晚於2020年在亞太地區實現貿易自由化的協議。經過1995年的大阪會議、1996年的馬尼拉會議和1997年的溫哥華會議之後，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取得了很大進展。
第四，大力支持全球性自由貿易體係的建立。199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推動建設一個“嶄新的、開放的全球貿易體係”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六大優先目標之一。1997年，全球性貿易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相繼完成了三個談判，達成全球基礎電信協議、信息技術協議和金融服務貿易協議。這使美國進一步擴張市場的意願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滿足。
第五，加強宏觀經濟協調，防止和減輕國際金融危機。對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美先是袖手旁觀，繼則積極介入，宣布同國際金融機構及該地區國家合作，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印度尼西亞、泰等國的行動，提供了30億美元的補充資金。1997年11月，美又宣布向韓提供50億美元，幫其克服目前的經濟困難。1998年2月，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一次講話中提出，美將把對付亞洲金融危機作為美今年亞太政策的重點之一。美國財政部部長魯賓也強調，美將在解決此次危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人權外交戰略
“全球民主化”是冷戰後美國對外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標，擴展民主與促進繁榮、增進安全並列為美國全球戰略和亞太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因此，謀求亞太國家在“保持最優秀的獨特文化的同時”，接受美國式的“民主人權觀念”是當前美國對亞太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進一步強化了推行民主人權外交的政治心態，克林頓曾提出，“民主的推廣是在這一地區實現區域和平、繁榮和穩定的最佳保障之一”，也就是在亞太地區不斷擴大和鞏固“以美國為核心的民主陣營”。
經濟援助是美國推行民主人權外交的慣用手法。美國助理國務卿洛德直言不諱地強調，美國對亞洲的援助至關重要，它有助於“鼓勵民主和推動人權運動”。1995年，美國政府對亞洲的援助額為2.815億美元，接受援助數量最大的是菲律賓，獲得7300萬美元，其次是印度尼西亞為6330萬美元，柬埔寨為3950萬美元，蒙古為1080萬美元。美國對亞洲國家提供援助，總是以受援國的政治狀況為先決條件，輔之以政治外交。1995年以來，美國前國務卿克裏斯托夫、助理國務卿洛德和現任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等高級官員先後訪問了越南、柬埔寨、蒙古、老撾等國家，多次表示美國對這些國家政治改革和經濟開放將“給予支持”。美國正在向緬甸滲透，以使這個封閉的國家向西方世界開放。
采取各種方式揮舞人權大棒，直接幹涉別國內政，是美國推行民主人權外交的重要特征。如：美國自1990年以來連續7年在聯合國人權會上與中國對抗，提出和支持他國提出反華議案，連遭失敗。發表年度《世界各國人權報告》，對別國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自1994年起建立針對亞洲國家的“自由亞洲電台”，運用多種語言向中國等宣傳美國的價值觀念，進行文化滲透。1997年，美又首次發表《世界宗教報告》，指責世界各國壓製宗教信仰自由。
美國在亞太地區推行人權外交的主要目的是，從意識形態方麵同化亞太國家的政治價值觀，通過規範非西方國家的世界觀和政治體製，徹底將亞太國家美國化，建成美國主導的冷戰後時代的國際政治秩序，確保美國的“霸主地位”。
三、軍事安全戰略
安全問題是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的核心。美國前國防部長佩裏認為，冷戰結束後複雜的國際形勢，使美“繼續麵臨著威脅”，“美國的安全如今日益緊密地同其他地區的安全和穩定相聯係”。克林頓在1994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也強調，安全問題是美國國家安全首要和核心問題，亞太地區是美國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的地區。
冷戰結束後，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重心從應付全球性大戰，轉變為處理區域性衝突，其亞太安全戰略也經曆了兩次調整。一次是布什政府時期強調以裁軍為主，這以1990和1992年兩個《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戰略框架：展望21世紀》報告的發表為標誌；二是克林頓政府決定從1995年起停止自亞太裁軍的政策，強調要繼續保持在亞太地區的前沿存在，這以1995年2月《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的發表為標誌。1996年5月，美國國防部長佩裏在太平洋地區經濟理事會會議發表演講，首次提出美將推行新的亞太安全戰略——“預防性防務戰略”。佩裏強調，“預防性防務戰略”包括四大支柱——維持和鞏固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泰國的核心聯盟；促進多邊安全合作；同中國進行接觸；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預防性防務戰略”的提出和推行，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又一次重大調整，目的在於在以強大的軍事存在為後盾，大力擴展美國的政經模式，推進美國的國家利益，維護和增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
綜合起來看，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可概括為：以前沿存在為基石，以雙邊同盟關係為支柱，以多邊安全機製為補充，建立美國占主導地位的安全體係。
（一）保持前沿軍事存在。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是美國亞太軍事戰略的重要後盾。冷戰結束之初布什政府曾於1990年發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戰略框架：展望21世紀》報告，提出把部署在亞太地區的13.5萬人的軍隊，在10年內分三階段撤出。第一階段從1990~1992年，預計裁減1.4萬至1.5萬人，包括駐日本基地的5000~6000人、韓國基地的7000人與菲律賓基地的2000人；第二階段（1993—1995年）和第三階段（1996—2000年）裁減的數量與速度，將根據形勢發展與當地國反映再做具體的規劃。但在該報告的第一階段尚未完成計劃前，由於地區形勢的變化，布什政府又於1992年7月公布了第二份《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戰略框架》報告，形式上仍以三階段裁減計劃擬訂美國自亞太地區撤軍的進程，但每一階段裁減的依據和內容發生了變化。在第一階段中，美國預計在1992年底裁減1.525萬人，包括從菲律賓基地撤離的8100人。第一階段主要是大幅度減緩對亞太駐軍的撤離速度，並將裁減數額集中在駐日美軍，包括在琉球基地的700名空軍與一個F-15戰機空軍聯隊；至於駐韓美軍，則因朝鮮半島形勢的變化，決定暫時停止原先的撤軍計劃。第三階段，布什政府提出將依據1993年美國國防部報告中對全球兵力的全盤規劃決定美國裁減亞太駐軍的數量。克林頓政府上台後，根據亞太地區的局勢和美國的根本利益，從1994年開始，停止執行布什政府的亞太地區裁軍計劃，做出了今後10年內繼續在亞洲保持10萬兵力的“前沿部署”的決定。美國政府聲稱，繼續保持美國在亞洲地區前沿軍事存在是保證它在這個地區發揮安全作用的“基石”。1995年2月，美國確定在駐亞洲的10萬美軍中，駐日4.7萬人，駐韓3.7萬人。不僅如此，美國國防部還計劃大大更新駐這兩個國家的美軍軍事裝備，提高其作戰能力。1995年7月，美國向韓國保證，隻要韓國需要，美軍將在韓國長期駐紮下去。1995年9月4日，發生駐衝繩島的3名美國兵強暴當地1名12歲女學生的事件，這一事件引起日本公眾的強烈反美情緒，要求減少駐日美軍人數。為了平息這場風波，包括國防部長佩裏在內的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多次訪問日本，雖然他們表示可以考慮減少駐衝繩的美軍基地，但是駐日本以及駐亞洲的美軍總人數決不可以減少。克林頓政府連任後，繼續強調美國將保持在亞太地區的10萬駐軍。1998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出訪東亞7國，多次重申保持亞太駐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政府官員聲稱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是為了保持亞洲地區的力量平衡，維護這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實際上，美國在東北亞駐紮重兵有其重要的戰略考慮。1995年美國《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強調：在太平洋地區前沿部署美國軍隊將保證具有對全球性危機做出迅速和靈活反應的能力；阻止出現地區霸權主義；增強美國對該地區形形色色的重要問題的影響力；通過減少達到國家安全目標所需的美國部隊的數量，大大節省兵力；克服廣闊的太平洋所造成的時間和距離方麵的不利因素；向美國的朋友、盟國以及潛在的敵人明確表明美國對整個地區安全問題的關心。1996年6月，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發表題為《美國國家利益》的研究報告，也明確強調，美國必須確保在亞洲不會出現一個敵對的超級大國對美國的領導地位形成挑戰，這是美國在亞太駐軍的首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