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日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日本由於保持大量外貿順差，擁有高額外彙儲備，1990年底日對外淨債權高達4000億美元，銀行資本已占國際銀行資本總額的1/3以上。日本也是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主要輸出地是亞太地區（包括美國）。1990年日本向全世界提供了92.2億美元，而給亞洲國家的援助為41.2億美元。1991年，日本在亞洲的直接投資達59.3億美元，1992年為64.2億美元。美國近年來雖然外貿、財政雙赤字，但其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及其作用仍不可低估，截至1992年底，美國對東亞的直接投資已逾780億美元。1993年美國對亞太地區的直接投資增加16%，這高於對其他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
4.重要的技術和生產設備供應國。長期以來，日本每年向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提供大量機械生產設備、化學製品、汽車、家電、化工原料、鋼材、零部件等。日本的技術出口中40%是給東亞其他國家，而有些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技術高達2/3是依靠日本。在一些國家如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所付給日本的技術引進費用竟高於或接近本國整個科技研發資金的規模。
5.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東亞地區的產業結構經過近20多年的調整、升級和發展，現巳形成以日本為首，“四小”居中，東盟殿後的雁行模式體係。而在這一個多層次、多階梯的經濟網絡中，日本居於最高的層次和階梯，發揮著“領頭雁”的作用。日本還仰仗自己的經濟、技術實力，在推動正方興未艾的地區經濟活動中表現積極，其刻意經營“東亞經濟圈”，以貿易、投資和經援“三位一體”的方式，全方位地參與同“四小”、東盟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力圖在更廣泛的領域和更深的層次建立起與這些國家和地區內部的經濟聯係，以形成由日本起主導作用的多層次階梯形的經濟網絡。美國則憑借其強大的經濟、政治勢力，極力加強“亞太經合組織”作用，以便實現其“新太平洋共同體”的設想，從而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把亞太地區變成美國強有力的自由經濟市場，為美國掌握該地區的主導地位打下基礎，以確保美國的經濟安全。
（二）中國是東亞和亞太地區的新的增長點，並將以巨大市場成為東亞經濟增長的動力或“牽引車”。
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作用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1.中國是東亞和亞太的新的經濟增長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在亞太乃至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據統計，1980—1990年，中國GNP年均增長率達9%。1993—1997年，年均增長率為11%，1993年為13.4%，1997年為8.8%。比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高7.3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高8.8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高4.7個百分點，增長速度居世界首位。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199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5061億美元，排在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後，居世界第八位，1993年達5811億美元，超過西班牙，居世界第七位。199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仍居世界第七位，但隨著中國經濟速度的快速發展，經濟總量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步縮小。估計到200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將達1.1萬億美元，從而位列第五位。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大大提高了東亞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為世界經濟增長轉向亞太起了重要作用。
2.中國是東亞及至世界商品與資金的重要聚集地。1991—199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年均增長率為19.7%，而同期世界增長率為4.5%。199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2367億美元，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2.59%，居世界第十一位。1997年貿易總額已達3251億美元。如果加上台灣與香港，其貿易總額更加引人注目。1994年兩岸三地對外貿易總額就已達7272億美元，僅次於美、德，居世界第三位。在投資方麵，中國大陸在90年代迅速增長，1992—1994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723億美元，1995年達35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3%。據1995年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1994年全球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中，約2/3流向中國，1978—1995年中國已批準25萬家三資企業，其中12萬多家已開業，累計利用外資達1354億美元。中國已連續兩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資吸收國。199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640億美元，比1993年增長64%，其中外商直接投資453億美元，增長65%。1993年以來，隨著進出口貿易平衡狀況的改善，中國外彙儲備保持強勁上升勢頭。1997年底中國外彙高達1399億美元，僅次於日本，居世界第二位。1997年香港外彙躍居世界第三位，如果包括香港在內，中國外彙儲備乃居世界第一位。
3.中國的改革成就為亞太地區和發展中國家樹立了一個實現現代化的新模式，並將產生多方麵的“示範性效應”。
日本、“四小”已為東亞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樹立了一種所謂“東亞模式”。這種模式以及它們的經驗無疑對亞太地區和世界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日本與“四小”的經驗與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其經驗可望而不可及，“四小”的人口、麵積較少，其成功也有許多特殊條件，對大多數亞洲和世界發展中國家可借鑒的經驗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製。特別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東亞模式”引起了許多國家的懷疑，而中國的改革與經驗則可彌補它們的不足，而且具有某種普遍意義。因為中國社會經濟與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類似點較多，中國社會經濟存在的各種關係在亞太地區和世界範圍內同樣存在。如，現代化生產同傳統小生產並存；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並存；相對發達的城市與極為落後的農村並存；尖端科學技術與大量文盲、半文盲並存；經濟總量可觀而人均量卻少得可憐；一小部分人富裕和較大多數人貧困並存；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並存等。中國經濟可以說是亞太和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縮影。特別是在東亞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1998年仍達到了7.8%的高增長率，引起許多國家的注意。因此，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其典型和示範意義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第一，為亞洲和世界提供以農業人口為主而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解決人民的衣食溫飽的示範效應，也為亞洲和世界眾多發展中國家提供如何經過改革由溫飽型經濟向小康型經濟轉軌的示範效應。《瑞典日報》1991年1月5日發表社論說：“對於那些尋求仿效模式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中國可以說是在政治和社會秩序穩定的情況下發展了經濟的亞洲國家中的一個佼佼者。”印度國大黨代表團1991年訪問中國時說：“中國在許多方麵值得印度學習。”第二，為某些亞洲和歐洲原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一種通過改革由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具有自己國家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示範效應。
當然，就市場經濟而言，中國是不成熟的轉軌型市場經濟體製，而且剛剛起步，或處於後發育階段，它既需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製模式（如“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萊茵模式”），更要借鑒東方國家的各類市場經濟模式（如日本模式、韓國模式等），在此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的“中國模式”。實際上，自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後，這一模式的框架已經出台，它被譽為是“東亞模式”或“亞洲模式”的一種。所謂東亞模式即在政治上實行一元化領導，將政權牢牢掌握在執政黨手中，以保持政局與社會的穩定性及政策的連續性；尊重市場規律而不唯市場，宏觀上政府發揮有效活力，在微觀上企業發揮充分的活力；在分配上要有差別，又不能過分懸殊；在國際市場上應有強有力的競爭地位等等。筆者相信，“中國模式”必將為“東亞模式”增添新的光彩和豐富內容，並將對亞洲和世界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著名的未來學家托夫勒認為，盡管困難重重，中國的改革終將獲得勝利。無論如何，中國正在經受考驗，在進行偉大的鬥爭，它給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其他地方帶來深刻的教益，並以這種實驗把世界1/4的人口引入21世紀。美國學者也強調，中國的成功不隻是影響北太平洋大新月型地帶，還將改變全球的經濟平衡，世界的一半，而不是目前的1/4將在經濟方麵獲得成功。
當然，對中國在亞太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應做出正確的判斷。要認識到，中國在經濟上既是大國、強國，卻又是小國、窮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