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促進日本調整戰略，加快走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步伐。
隨著蘇聯的解體及其實力的嚴重削弱，東亞政治、軍事形勢發生逆轉。軍事上獨聯體或俄羅斯已不再對日本構成直接和主要威脅，這標誌著日本將蘇聯作為主要假想敵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同時也由於蘇聯的解體和日俄關係的改善，在客觀上減輕了日本戰略上對美國和中國的需求，從而增加了日本國際反彈空間。無論在中、美、日、俄四邊關係中，還是在美、日、中三角格局中，日本均處於有利地位，加上近幾年來日本國力的迅速增長，均大大提高了日本在亞太和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麵對變化了的國際環境和東亞形勢，日本重新調整在亞太和全球的戰略：（1）立足東亞和亞太，首先成為地區性政治大國，然後再成為世界性的政治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竭力擴大政治影響，較多地參與聯合國及其有關組織的各種國際活動，爭取修改聯合國憲章中有關敵國條款，為最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新的常任理事國創造有利條件。日本報刊提出，聯合國應“擺脫五大國霸權體製”，建立一個包括日本在內的新的大國政治結構。（2）為適應走上政治大國的戰略需要，日本軍事戰略進人戰後最全麵、最深刻的戰略調整時期。過去相當長時間裏，日本一直將蘇聯作為重點防衛對象，鑒於蘇聯的解體，它已將防衛的對象轉向多方，而且把軍事大國地位作為服務於政治大國的一項重要步驟。日本政府已明言將政治大國與日本自衛隊的國際作用聯係起來，並把向海外派兵作為實現政治大國的先決條件。（3）在對美關係上，日本的政策是在不致使日美同盟關係破裂的前提下逐步擺脫美國的控製，自主地發揮日本在國際上的作用。日本既不甘當美國的小夥伴，又盡量避免與美國直接激烈的衝突。（4）與中國全麵恢複正常關係，並建立“世界中的日中關係”。據國際問題專家分析在冷戰時代，日本企圖借重中國力量牽製蘇聯。故而，“中蘇對立”、“美中和好”是其發展對華關係的戰略前提。但在蘇聯解體後，在日俄關係鬆動、日美摩擦加劇、中俄關係升溫等新的亞太態勢下，日本傳統的對華戰略已不相適應。日本報界認為，日中關係不是要回到“過去的態勢”，而是要建立以“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為軸心的雙邊關係，即日中關係要與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國際戰略相協調。日本輿論認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必須要有中國的認可與支持。同時也要借助中國的力量在世界上與美歐大國周旋。
（三）朝鮮半島形勢出現了曆史性轉折。
蘇聯解體後，亞太形勢變化最大的莫過於朝鮮半島。朝鮮半島過去40年來一直是兩極冷戰的焦點，被稱之為“冷戰的冰塊”，然而現在這塊巨大的堅冰終於融化了。正如韓國前總統盧泰愚所說：“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已大大緩和”，其標誌有：（1）1990年9月和1992年8月韓俄、韓中關係正常化，標誌著“東亞冷戰結構已經崩潰“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③。隨著韓國與中俄關係的改善必將影響韓日、韓美關係。日本與美國鑒於這種的變化，它們也正在考慮調整其政策。（2）1991年9月北南朝鮮同時加入聯合國；同年12月雙方簽訂《關於北南和解、互不侵犯與合作交流協議書》，標誌著朝鮮北南關係發生曆史性轉折，朝鮮問題的解決從此進入一個新階段，意義非同小可。就南北合作與統一而言，意味著南北緊張、敵對、互不信任時代走向結束和共同發展與繁榮的開端，也意味著由骨肉分離走向民族團圓的步伐加快，為最終和平統一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就軍事而言，在朝鮮半島實現無核化，已不是什麼願望，而是正在成為現實，朝鮮半島這個可能隨時爆炸的軍事對峙的火藥桶，已經拔掉了引信，大大增加了安全係數。
（四）蘇聯解體對中國的發展提出了挑戰和機遇，提高了中國在亞太格局中的地位。
1.消除了長期以來構成中國北方威脅的一個強大對手。中蘇邊界由長期以來的劍拔弩張而寧靜下來，一派和平景氣。同樣，由於蘇聯的解體，在中國的周邊特別是東部，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的新局勢，這無疑為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優越的外部條件和機遇，促使中國放眼世界、立足亞太，搞好與周國特別是與東亞各國的關係，以適應變化了的東亞和世界局勢。一位西方外交分析家指出：“中國在蘇聯解體之後，幾乎完全適應了這個世界。中國知道如何隨機應變去得到它所需要的外交協定並對世界格局的劃分產生影響”。
2.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給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內聚力和緊迫感。蘇聯的解體既是壞事，也是好事，它幫了中國人的忙。它迫使中國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全力推進改革與開放，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並吸取蘇聯、東歐的教訓，更加堅定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