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戰後45年亞太各曆史時期格局和變遷，從總體上說，有與歐洲不同的以下幾個特點：
（一）亞太除朝鮮半島外，不存在歐洲那樣分別以美蘇兩大集團對峙局麵，被分割的狀態在亞太地區並不明顯。兩極對峙主要體現在中美之間的激烈對抗，而且僅僅存在於50~60年代初期，其後為美蘇中三角格局所取代。
（二）與歐洲戰後多年“無戰事”的“安寧”局勢相反，在亞太，各種局部戰爭幾乎一直烽火連天，此起彼伏。平均每一個10年都有兩次震撼世界的局部戰爭，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像越南那樣經曆了如此長的戰爭。即使在沒有戰爭的年份，那些沒有卷入戰爭的國家和地區，也存在尖銳的對抗。這種局麵無疑造成該地區長期的動蕩與不安，但這種局勢也促使東亞地區向多元化方向發展，軍事力量相對分散，同時，這些戰爭與不安寧卻為日本、“四小”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三）亞太格局變化較大，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相反，戰後歐洲格局40餘年基本未變。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亞太地區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二次大戰期間亞太各國爭取民族獨立鬥爭與反法西斯戰爭相結合，戰後又掀起空前規模的民族解放運動。繼中國革命勝利後，許多國家紛紛獨立並成為亞太地區的一股新生力量，即通稱的第三種力量或第三世界，為亞太戰略格局注入了一股新的因素，使亞太地區出現了與歐洲明顯不同的戰略格局。
（四）中國在亞太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革命勝利改變了亞太地區的麵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重大事件。中國自建國後就成為亞太各曆史時期戰略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中國成為反對兩極體製、維護本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此外，據一些國際問題專家分析，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還受惠於中國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外交政策，也即受惠於美國侵朝戰爭和侵越戰爭及對中國的禁運，如果在戰後美國不把扶植日本作為遏製中國政策的主要支柱，亞太地區的經濟形勢和格局很可能是另外一種情景。
（五）亞太地區的經濟格局也不同於歐洲的兩種平衡對立的市場和體係：歐共體與經互會。亞太地區基本上按各國自己的國情分別進行經濟建設，因此亞太地區在經濟上呈現多元化結構，發展極不平衡，各種類型各顯神通。在東亞各國經濟發展中，日本、韓國等“四小”脫穎而出，日本經濟發展在東亞地區首屈一指，被稱為“領頭大雁”。日本在亞太格局中自90.年代之後已逐漸構成四角格局中的重要一角，其地位與年俱增。
二、蘇聯解體對90年代初期亞太格局的影響
蘇聯解體後，亞太似乎仍維持中、日、美、蘇（俄）四國六方均衡國際關係，其影響也似乎比歐洲要弱得多，但是，一且深入研究就會發現蘇聯解體後，亞太格局也發生了較深刻的變化，對這一變化及其影響不應予以低估。
蘇聯解體後初期的俄羅斯，由於對其遠東西伯利亞的版圖有完全自主權，且有政治、軍事、經濟潛力，比原蘇聯更接近於東亞，而成為亞太地區的一個大國。然而，由於俄羅斯目前的不景氣狀況，它在短期內尚無力在東亞有大的作為，用中國的俗話說叫“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不會過多插手與幹預東亞事務。有人稱俄羅斯目前是處於“龜縮時期”，其力量和地位遠遠下降，甚至不能與中、日相比。因此，當時亞太與其說是中、日、美、俄四極格局，倒不如說是中、日、美為核心的三極格局，或至多是“三方半”（俄為半方）格局。
蘇聯的解體不僅在於它本身暫時失去了在東亞作為一極競爭、抗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對整個亞太格局態勢的牽動，出現了一係列不同程度的連鎖反應。可以說，蘇聯的解體乃是亞太格局轉換的關鍵或基本因素。
（一）促進美國對亞太戰略的重大調整。
蘇聯解體前後大幅度裁軍並從亞洲幾個地方同時撤軍，公開聲稱其境內的核武器不再以美國為目標。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又紛紛倒向西方，故而在美國看來，原蘇聯或俄羅斯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不可能重新成為強有力的對手，因而以防止蘇聯擴張為主要目標的東亞或亞太戰略已失去意義，必須進行較大調整。美國新戰略的目標在於實現在美國領導下的亞太地區新秩序，擴大美國在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影響，並使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永遠不可替代的角色。布什政府對亞太的戰略已從過去的軍事介入為主要支柱變為以經濟、政治、軍事介入三方麵為支柱。1.經濟上力圖推進以美國為主導的東亞經濟合作與一體化進程。冷戰結束後，美國對東亞或亞太經濟合作越加重視，在貝克提出的有關美國亞太新戰略的設想中，亞太經濟一體化被稱之為“太平洋共同結構”的第一根支柱。2.政治上加緊在亞太推動“民主化”進程。布什認為，蘇聯威脅基本消失後，美國可以騰出手來在亞洲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進程。布什一再宣稱，美國將盡最大的努力去支持亞太地區的“民主製度”，美國視它為“太平洋共同結構”的第二支柱。3.軍事上推行“合作性戒備”戰略。過去40多年來，美國在東亞地區建立的軍事戰略是所謂“前沿防禦”體係，目的在於遏製中國和蘇聯，現在則調整為“合作性戒備”戰略。防禦“不再單單針對蘇聯”，“蘇聯不再被認為是嚴重的威脅”。4.外交上，調整與實施與上述各種戰略相適應的對華、對日政策，改變過去將外交的興奮點放在聯合中國對付蘇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