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亞太的崛起打破了“西方發達中心說”。
根據“依附論”的理論，發達國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其他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外圍”，外圍國家隻能受中心控製並服務於中心，這些外圍國家不可能獨立地發展成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即永遠要屈服於發達國家，永遠處於落後狀態。這種理論70年代初曾盛極一時，後來遭到許多國家學者的批判，但80年代以來隨著南北關係差距的拉大，這種“中心一外圍”的依附論學說似乎又有了理論依據，因而又有抬頭之勢。然而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卻證明：經濟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是可以走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的。日本、“四小”在戰後初均極端貧窮。日本人均GNP1950年大約隻有100美元，南韓隻有78美元，台灣95美元，香港222美元，新加坡當時最高，但也隻有433美元。但時隔40年後，現在人均GNP均已超過過去，少則幾十倍，多則幾百倍。“四小”，已擺脫了過去那種貧窮落後的狀況，經濟水平日益接近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勞動分工體係中，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與發達國家僅是垂直關係，而是一種橫向發展關係。它們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性越來越減弱，而且已日益轉變為相互依賴、相互競爭的關係。既然亞太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可以如此，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可能。
第五，亞太崛起對“西方文明中心說”進行了挑戰。
根據西方文明中心說，從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期，由於工業革命改變了東西方發展進程，東方文明一直被認為是停滯和落後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則被看作是先進的文明，西方文明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並將其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在西方文明中心論者看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東亞的現代化運動就是西化或歐化運動。西方文明中心論均以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為基礎。韋伯關於新教倫理和儒家倫理的比較研究，探索了東方文明落後於西方文明的文化根據，認為東方儒家理論阻礙了現代化的進程，東方文化是東方落後的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0~60年代興起的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理論，幾乎都是全盤西化理論。這一思潮長期以來一直支配著思想界和理論界。但是60年代後期，亞太經濟的超高速的增長，洗刷了東亞文明停滯不前的恥辱的曆史記錄，西方學術界對東亞的看法也發生了重大轉折。他們開始用“龍的騰飛”、“東亞的優勢”、“日本第一”、“新亞洲”等字眼來稱道亞太的新變化與新形勢，並引起了建立在西方實證學說基礎上的社會科學的突破與發展，現代化和發展研究的主流已從西方轉向了東方。東方文明從此又重見天日，統治幾百年的“西方文明中心說”似乎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
隨著亞太的崛起，“亞太學”這門跨世紀的嶄新學科也悄然興起。“亞太學”，故名思義，是研究亞太地區的學科，但其對象與範疇極為廣泛，涉及社會、曆史、文化、經濟、政治、軍事等各個領域。本書僅是“亞太學”中極小的組成部分，但卻也是當代國際關係中的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但願此書的問世能為亞太學這一大廈的興起與建立，增添一塊磚瓦。是為序。
陳峰君
一九九九年一月
§§第一章 冷戰後的亞太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