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經濟既存在著全球化的趨勢，也存在著區域化的趨勢，但不論怎樣，亞太地區在其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視。亞太已成為相對獨立的重要經濟區，在本地區內部，商品和資本的流動逐步趨向自由化，並且區域組織也迅速建立，這無疑是經濟區域化的典型表現；而另一方麵，亞太地區又是對外開放的。它顯然與西歐、北美一起成為世界上三個最大的經濟區，使世界經濟出現了“三分天下”的局麵，但這並不妨礙它與世界其他地區建立密切的聯係。亞太地區仍然會對全世界多邊貿易體係的發展和世界範圍內商品及資本的自由流動作出自己的貢獻，進而也將為經濟的全球化起重要作用。亞太經濟的崛起尤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振興無疑將起帶頭作用。幾十年來，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民族經濟的過程中經曆了許多坎坷，走過了一段彎路，80年代又遭到重大挫折，直到90年代才開始有了一絲轉機，人們期待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振興的新時期的到來。在發展中國家裏麵，亞太國家（地區）走在了最前麵，人們有理由期待著它們能夠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起到帶頭作用。
第二，亞太的崛起打破了世界現代化“西化說”。
傳統的或占統治地位的看法是現代化等於西化，或稱“歐化”或“美化”，現代化唯一成功的模式就是西方英、美、法的模式。原來還有個蘇聯模式與之對抗，而蘇聯解體後，“西化”模式乃似乎更是無可駁辯的真理。但東亞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現代化成功卻又讓世人重新考慮，西方模式是否是唯一現代化模式。東亞現代化的初步成功的理論價值在於：現代化不等於西化或歐化，現代化道路並非隻有西方一條，現代化的模式也並非隻有歐洲或美國的那樣唯一的經典模式，人類的社會發展具有多樣性，現代化的模式同樣也具有多樣性。如果人類將現代化作為一個追求目標的話，“那麼就應該允許東西方，或南北方等不同人群的各種各樣的試驗和追求，當然，所得到的結果也隻能是原則上大體一致，具體構造因地因時因人而異。實際上，亞太國家的成功經驗將對發展中國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這巳為聯合國貿發會議所認可。它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應當效法亞洲發展模式。其年度（1996）報告中巳明確作了肯定。”亞洲金融危機雖然對東亞經濟以重挫，但經過整合後必將重創未來，東亞模式也仍將以新的姿態展現在世界的東方。
第三，亞太的崛起向傳統的“歐洲戰略中心說”提出了挑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百年間，世界政治乃至軍事舞台的重心均在歐洲，國際關係和世界政治舞台均以西歐為中心展開的；二戰後至蘇聯解體之前，這種狀況雖然由於第三世界和不結盟運動的興起，使世界格局與戰前不大一致，但其世界政治軍事的重心並未發生根本變化。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霸的主要陣地和戰略重心也一直在歐洲，盡管美國因越南戰爭而曾一度亂了陣腳，但尼克鬆上台後很快做了調整。然而，隨著亞太經濟的飛速發展，加上蘇聯解體，世界政治戰略重心正在發生向亞太地區轉移的重大變化。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戰略已從以歐洲為重點逐漸轉變為歐亞兩大戰略中心同時並重，或甚至可能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洛德曾強調，美國政府今後將把與亞太地區的關係放在其對外政策的首位，在其長期安全和經濟計劃中，美國對亞太的重視將高於歐洲。洛德說，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克林頓政府把亞太地區看作是最有前途和最有活力的地區。德國《時代》周刊也評論說，“美國的主要注意力不再放在俄國或者從前與美國關係十分密切的夥伴歐洲身上而是放在本國和亞洲。美國對歐洲的戰略興趣隨冷戰的結束而消失。”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無力與美國在歐洲爭奪，由於目前的困境需要西方國家的大量援助，因此俄羅斯的戰略重心也不會馬上向亞太轉移。但種種跡象表明，俄羅斯正力圖將其外交重點轉向亞洲。1992年7月葉利欽總統強調俄羅斯“要堅決走向東方”，其外交政策應是“全方位的”。日本的戰略總目標是成為世界政治大國，為此目的，日本將以亞太地區為日本外交中心，即立足亞太。正如日本前情報調查局長、駐泰國大使岡崎久彥所說：“今後世界是亞洲的時代，日本應以亞洲太平洋地區為中心發展國力，應綜合地調整亞洲政策和戰略，以爭取亞洲超級圈。”總之，世界各國均把注意力投向了亞太地區，“歐洲戰略中心說將有可能根本上發生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