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成王南撫揚越,北收弦、黃,東征徐夷,控製了大別山南北的通道,使長江中遊的銅礦成為囊中之物。大冶銅綠山發現的古礦井和古煉爐,表明春秋時代的采銅、煉銅工藝達到了當時的世界最高水平。
銅綠山在大冶大冶湖旁,山勢作西南—東北走向,長約兩公裏,寬約一公裏,其間所有山頭都在海拔一百米以下,山中有豐富的銅、鐵礦床,而且有金、銀、鈷等共生。山以“銅綠”為名,是由於如同治《大冶縣誌·山川誌》所雲:“每驟雨過時,有銅綠如雪花小豆點綴土石之上。”故老相傳,此處為“古出銅之所”。地下有銅礦,則地上有“銅草花”。每逢春夏之際,銅草花星散於山野之間,成為當地頗有特色的景觀。1965年發現了古代采礦的遺跡,1973年從古礦井中發現了大型的斧形銅鑿,這才引起了有關方麵的重視。經發掘證實,這裏的古礦冶遺址在全世界年代最早的同類遺址中是水平最高而保存最好的,含有豐富的文化信息,是至可珍貴的人類文化遺產。銅綠山春秋時代的礦井,深度達40米~50米。井巷的組合,大致是圍繞著幾口豎井,開拓出為數較多的橫巷,作扇麵形展開,橫巷下麵又開拓出若幹盲井。豎井和橫巷都有木構的方形支架。豎井支架長寬各約60厘米,橫巷支架高約100厘米而寬約80厘米。在豎井與橫巷相接之處,有馬頭門,高度和寬度一如橫巷。礦井中有良好的通風係統和排水係統。照明靠點燃竹簽,是最原始的方法。
采礦用斧形銅鑿,已知最大的一件重達16公斤。選礦用船形木鬥裝礦土在水中淘洗,是為重力選礦,可以指導掘進。采出的礦石裝在竹簍中,經豎井提升到井外。當時的煉爐已發現多座,都是豎爐,外觀為圓台狀,由爐基、爐缸、爐身三部分組成,除爐基內有石塊外,其餘都用黏土壘築。
在爐缸的內壁和金門的內口,加襯了以青膏泥和石英砂為主的耐火材料。爐缸截麵為橢圓形或長方形,長軸約70厘米,短軸約40厘米,缸深約30厘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銅綠山工作隊築了兩座仿古煉銅豎爐,做了兩次仿古煉銅實驗,結果證明:春秋時代銅綠山煉銅豎爐的冶煉工藝是銅的氧化礦的還原熔煉,隻要有足夠的風壓和風量,就能進行正常的冶煉;隻要煉爐的熔化帶中有足夠的溫度(按,純銅的熔點是1083℃),礦石不論品位高低,不論是塊礦還是粉礦,都可以煉出紅銅來;使用這樣的豎爐,可以連續投料,連續排渣,間斷放銅,持續冶煉,不是隻用一次就要破爐取銅的;一座煉爐,一天之內,如果投入物料3000公斤,礦石平均含銅量為12%,在正常情況下,可煉出紅銅約300公斤。覆蓋在銅綠山古礦區的古代爐渣,總重約達40萬噸,由此可知曾煉出紅銅1萬噸左右,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銅綠山古礦區曾多次采集到春秋戰國時代的圓餅形銅錠,每塊重約1.5公斤。楚成王送給鄭文公的“金”,大概就是這種成錠的紅銅。
按當時的條件和習慣,銅礦石采出後,就地冶煉;紅銅煉成後,易地鑄造。因此,楚國的冶煉中心就在銅綠山以及與銅綠山相連的古礦區,楚國的鑄造中心則在郢都和其他通都大邑。
有了揚越的冶煉技術和隨人的鑄造技術,並在發展中加以提高,楚國的銅器生產就突飛猛進,無論數量和質量都趕上並超過了北方。
對待先進事物,楚人是不抱偏見的,心悅誠服,趨之唯恐不及,求之唯恐不獲。在湖北襄樊山灣的春秋楚墓中,有鄧公乘鼎和上鄀府簠出土。在河南淅川下寺的春秋楚墓中,有巴式劍、鄝子之用戟、蔡侯簠和呂王鍾出土。這些不同國屬和不同族屬的器物成為楚人的愛物,體現了楚國的文化開放方針。然而,早在武王和文王時,北方的銅器就不再是楚人崇拜的偶像了。在仿作的同時,楚人從自己的實際需求、主體心態和審美意趣出發,力求創新。以銅禮器為例,楚人的創新成果就層出不窮。鼎,從來是凡圓形者必圜底,隻有個別方形者為平底,而且不束腰。楚人的升鼎雖為圓形,卻是平底而束腰,立耳外撇,器周有四隻或六隻攀附獸,形製特異。楚人的於鼎最初隻是模仿北方的一種蓋鼎,可是不久就添上了凸棱子母口和裝在蓋頂的圈形提手,從而別具一格。銅禮器的組合體現了當時的禮製,周人為鼎簋相配,楚人曾襲用鼎簋相配,但在春秋早中期之際就開始改用鼎簠相配了。從實用的角度去看,簠並非南方所必需,簋並非不能滿足南方的需求。楚國的貴族舍簋而取簠,顯然是要在禮製上做到與周製有同有異。此外,鼎和簋都是圓形的,簠是方形的,楚人變以圓配圓為以方配圓,可能與審美的傾向也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