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求諸人以博采眾長,內求諸己而獨創一格,這是楚國銅器的發展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的發展道路。
鑄造各類銅器的難度是不等的,禮器和樂器難度高,農器和匠器難度低,兵器則介乎兩者之間。銅多了,用銅鑄造的農器和匠器也多了,這對生產力的提高起著巨大的作用。
從武王到成王,楚國的發展有奔逸絕塵之勢,周代的其他各國都瞠乎其後。何以如此?這是讀者自然而然會提出的一個問題,也是作者孜孜矻矻以求索的一個課題。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有重要影響,這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長江中遊缺乏易於開采的有色金屬礦藏,如果楚國沒有綏服精於冶煉的揚越和精於鑄造的隨人,楚國的發展速度勢必減緩,即使竭力追趕中原的發達國家,也隻能踉踉蹌蹌地掉在後麵。然而,優越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並不是一條現成的康莊大道。如果沒有良好的社會機製和心理機製,那麼,優越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仍將是吝嗇的,不僅不足為利,而且可能適足為害。
前有殷人,後有周人,北方的諸夏對長江中遊垂涎已久。殷武丁南伐,周昭王南征,都是奔著銅來的。如果楚國積弱不振,以隨人為先鋒的周人就會席卷長江中遊,那樣,楚人就會備受奴役。求生存尚且不易,求發展就難乎其難了。幸而,從武王到成王,楚人創立了良好的社會機製,養成了良好的心理機製。
是什麼良好的社會機製呢?說到底,是楚人在跨進階級社會的門檻之時,善於因時乘勢,選擇了適當的社會形態,良好的社會機製即源於適當的社會形態。一個民族在脫離原始社會之後所迎來的階級社會,不一定和其他民族的階級社會一模一樣。在一切都順順當當的條件下,奴隸製是唯一的道路。假如條件並不那麼順順當當,農奴製也是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馬克思認為:“現代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servitus(奴隸製),而且也包含著農奴製,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勞役有關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後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展起來的對抗。”楚人在這樣的胚胎時期受到特殊的人文環境的製約,北方是奴隸製早已發達的諸夏,南方是奴隸製尚未成熟的群蠻。如果楚人循著諸夏的奴隸製的老路亦步亦趨,就無法與諸夏抗衡,恐怕拖不到戰國,就早已在春秋的輿圖上消失了。南方比較原始但也比較自由的風氣,促使楚人走上了一條新路。奴隸製成分在宮廷和貴族的家室中緩慢地滋長著,農奴製成分在縣邑的裏社中迅速地增殖著。楚人滅國越多,設縣越多,農奴製的優勢就越大。楚人以方興未艾的農奴製與北方諸夏已到垂暮之年的奴隸製競爭,就占了社會機製比較先進的優勢。對於楚國社會形態的詳細介紹,將在後文適當的章節中展開,此處暫且從略。
是什麼良好的心理機製呢?這要分兩點來說:一是兼采夷夏之所長,二是追新逐奇。這個良好的心理機製是在楚人創立良好的社會機製的過程中養成的,絕非天生。以生產為例,隨人所代表的諸夏長於鑄造,揚越所代表的群蠻長於冶煉,楚人則兼而有之。以管理為例,諸夏的長處是有完備的官僚機構,群蠻的長處是簡樸,楚人也兼而有之,模仿諸夏而有所損,參酌群蠻而有所益,也建立了一套官僚機構,可是事簡職專,不像諸夏那麼煩瑣,而且有一套特殊的行政係統。這樣兼采夷夏之所長,既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總之,是一種調適。成功的調適不是拚湊,而是創造。楚人追新逐奇的心理機製,正是在創造的實踐中養成的。假如說上文提供的實例還不很多,那麼,從下文的若幹章節中,讀者將發現,楚人實為喜新好奇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