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明年，齊伐鄭，鄭不得已而從齊。從這時起，鄭就成為立於天下之中的一隻風信雞了，哪裏刮來的風大，它就轉向那裏。因而，這時朝齊暮楚，後來朝晉暮楚。鄭國的憂和喜，都從這天下之中而來。所憂者，大國競逐，天下雲擾；所喜者，巨賈齊集，百貨通流。
動蕩加富裕，這是鄭人典型的生活。對鄭國的君臣來說，利重於義，權術重於公理。
公元前648年———成王二十四年，楚滅黃。兩年後，楚滅英。
英別稱英氏，是一個偃姓的小國，故址在今安徽金寨、霍山兩地之間。還有姬姓的蔣、應兩個小國，族姓不明的樊國，以及蓼(繆)國，大概都在成王中期被楚國滅掉了。蔣，故址在今河南固始西北；蓼(繆)，故址在今固始東北；樊，故址在今河南信陽。應，故址在今河南魯山東。
公元前645年———成王二十七年，楚敗徐於婁林(在今安徽泗縣東)。
這樣，三年之內，楚人從淮水上遊進取中遊，從淮水中遊襲擊下遊，速度之快出乎中原諸侯意料。這時的成王同他的臣僚配合默契，用兵如神。婁林之役，齊又糾合了一支號稱八國的多國部隊，蹈襲楚師圍許救鄭的故智，采取圍厲救徐的戰略。當時有兩個厲國：
西邊的一個在今湖北隨州，薑姓；東邊的一個在淮北，其氏姓和故址都不詳，同魯國是姻親，這時已成為楚國的附庸。八國聯軍所圍的，當然是淮北的厲國。深通圍甲救乙之道的成王不為所動，終於取得婁林之捷，而八國聯軍也隨之解散了。
出方城而北上是文王確立的戰略方針，成王奉行不替；沿淮水而東下是成王自己確立的戰略方針，與出方城而北上並行不悖。楚人北上的意圖和意義是容易認識的：投入文明世界的主流，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一舉兩得。至於楚人東下的意圖和意義，就不那麼容易認識了。淮水在文明世界和政治舞台的邊緣，似乎無足輕重。假如說，楚人東下所追求的隻是廣土眾民，那麼，楚國的西麵和南麵都沒有強敵，楚人為什麼不像對淮水流域那麼熱衷呢？楚人東下總是有口實的，無非某國對楚國不友好或者不尊重之類，都是官樣文章。隱藏在這些口實後麵的動機，是要力求壟斷長江中遊的有色金屬並且力爭侵奪長江下遊的有色金屬。簡而言之，楚人東下是為銅而戰。楚人從東下得到的實惠，比從北上得到的實惠更大。北方的諸侯當然也懂得這個道理，否則就不會有八國聯軍了。
上文曾說到，淮漢之間是一個十字路口，無論從民族成分來看還是從文化因素來看，都是這樣。在楚人占領以前，這個地區的文化景觀五花八門，但占優勢的是隨、息、蔣等國的周文化。楚人進入淮漢之間，獲益匪淺，主要得之於文明程度如鶴立雞群的隨國。
小國的文化對楚國也不是全無影響的，如河南光山黃君孟夫婦合葬墓是已知最早有封土的豎穴土坑墓，其封土形製對後來楚墓的封土形製似有導向作用。淮水中遊和下遊的文化景觀與淮漢之間不同，以徐、舒為主體的淮夷文化占優勢。徐在淮北而偏東，舒在淮南而偏西，彼此族類相近，文化相似。徐人貴族文化素養在長江下遊是最高的，其銅器銘文結體娟秀而用韻精嚴。舒人的文化素養雖不及徐人，但他們的鑄造技藝則不讓除人。舒墓所出銅器中的犧形鼎、平蓋扁鼓腹鼎、異形盉等獨具特色，所出印紋硬陶和原始青瓷則與越文化相通。楚人進入淮水中遊，政治上與徐、舒是敵國，文化上卻與徐、舒有異曲同工之妙，楚人的創造才能在競爭和交流中受到刺激和鼓舞，從此，楚文化才作為南方文化的表率而形成了自己的體係和風格。
《史記·齊太公世家》說：“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所謂“荊蠻”是廣義的，楚蠻、揚越、淮夷等一股腦兒都算在裏麵。楚人“收荊蠻有之”，則楚人本非荊蠻；成王“夷狄自置”，則成王本非夷狄：這都其理自明。在管仲和其他許多中原人士看來，齊是“中國”即中原或華夏的盟主，楚是夷狄的大憝。然而，曾幾何時，齊的盟主地位就一去不複返了。
公元前643年，管仲和齊桓公相繼去世。凡倚重人治的，人亡則政息。其明年，齊國大亂，宋、曹、衛、鄭合兵伐齊。是年，鄭文公朝於楚成王，楚成王送給鄭文公一批銅，剛送掉就後悔，而不便收回，就和鄭文公盟誓，讓鄭文公保證不用來鑄造兵器。這使我們想到，現代有些國家出售核反應堆給別國，要別國“保證和平用途”。古往今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鄭文公回國後，用這些銅鑄了三口鍾。這時，楚國的銅產量已躍居列國的首位。有了這樣的經濟優勢，楚國的發達和昌盛就可想而知了。
公元前640年———成王三十二年，隨國串通漢東的小國背叛楚國。這是漢東諸國試圖挽回往昔的光榮的最後一次嚐試，結局還是失敗。令尹子文一出兵，它們就求和了。成王和令尹子文以罕見的大度處理了楚隨關係，一度飄蕩在漢東上空的陰霾迅即消散，隨侯保持了自己的安富尊榮，隨人保持了自己的宗廟和製度，隻是隨國成為楚國忠順的附庸近三個世紀。允許在自己的腹地保留一個在內政上高度自主的國中之國，如果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一定不會有如此超卓的見識和如此恢弘的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