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封建地主階級既竊取了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的成果，也抹殺了他們所作的貢獻。隻有極個別人的名字，因為偶然的機會，才得以流傳下來，楊瓊便是這樣的一個。楊瓊是曲陽（今河北曲陽）人，世代都當石工。楊瓊從小就學習雕石工藝，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營建大都時，他奉召來京，受到賞識，負責管理石匠，大都城郭宮殿的許多石雕，都出自他之手。靈星門內金水河上的三座白石橋（周橋），就是由他設計建造的。楊瓊對大都城的建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可以想見，在其他方麵，一定也有類似楊瓊這樣的人物，遺憾的是他們的名字和事跡都沒有保留下來。
大都的修建，是由封建統治階級組織進行的。他們出於本階級的私利，在修建過程中，對勞動人民多方進行榨取和壓迫。勞動人民除了出工之外，還要供應各種物資和車輛，如至元八年（1271年）“和買稈草燒草又不下數十百萬束，料粟不下數十萬石，車具不下數千餘輛，其餘雜細不能縷數也”，表麵上，元朝政府規定“供役人夫”，都支“鹽糧工價”：征用車輛，也要出錢，叫做“和雇”：向民間要的其他物資，也都出價，叫做“和買”。實則，這些錢都經各級官吏多方克扣，“行移遷調，有數年不得足其價者”①（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議》）。名為兩相情願的“和雇”、“和買”，實際上都是強迫勞動人民承擔的義務。
大都營建的前十餘年，元朝政府正在緊張地進行對南宋的戰爭。起初，元朝政府集中了十萬軍隊，圍困漢水上遊南宋的軍事重鎮襄、樊（襄陽、樊城）。襄、樊攻克後，元軍順流而下，大舉攻南宋，為此又僉發了十萬人充軍，總計出動軍隊二十萬人。當時元朝控製下的北方，總共不過一百四五十萬戶，抽調這樣一大批勞動力從軍，再加上為軍事活動服務的勞動力（站戶等），農村中實際從事生產的勞動力是非常緊張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元朝政府還要大興力役，修建大都，其結果必然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不僅如此，在修建過程中，大都地區“連年蝗、旱，百姓饑乏者眾”②（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為不宜先浚新城壕塹事狀》）。但除偶然的情況之外，修建並不停止，而且不分季節，“自春徂秋”。連當時的官員們都不得不承認，這種做法不顧人民死活，“實於農務有所妨奪”③（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議》）。忽必烈是個封建統治者，盡管他比起以前的統治者來說，要高明一些，知道發展生產的重要，但是，他的利益與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之間是根本衝突的。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他首先和主要關心的是滿足自己的欲望，在修建過程中，沒有也絕不可能作合理的安排。大都的修建，使“民力不勝煩擾”，百姓往往“逃避隱匿”。封建統治者的暴政給勞動人民帶來了很大的苦難。
四、大都的人口
根據至元七年（1270年）的統計，中都路共有戶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萬一千三百五十。④（參見《元史》卷五八，《地理誌一》）至於中都城（即燕京）有多少戶口，沒有記載可以說明。在大都新城落成後，舊城的大部分居民遷入新城，此外，從全國各地還徙來了不少人口。隨著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京師民物日以阜繁”①（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五，《遊長春宮詩序》），大都人口，肯定有更多的增加。但是，在至元七年以後，元朝政府再沒有對北方人口進行過統計，大都到底有多少居民，是不清楚的。
按照當時一般說法，大都城居民有十萬戶左右。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統治者說：“大都民有十萬。”②（《大元倉庫記》）元代前期的文人王惲在他的一首詩中說到“波及都城十萬家”③（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八，《宮井七絕》），在另一處提到“都城十萬家”④（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日蝕詩》）。元代中期，宋褧在一首描寫大都景物的詩中也說“寂寞東風十萬家”⑤（宋褧：《燕石集》卷八，《三月一日雜詩四首》）。可見，這是元代一般公認的一個數字。直到明初還有人說“燕城居人十萬家”⑥（童冀：《尚齋集》卷五，《追和東坡石炭詩韻奉簡衍公》）。
元代戶和口的比例，通常一戶有四五口。按此推算，大都居民應有四五十萬人。
元順帝後至元六年（1340年），丞相脫脫等說“大都人煙百萬”⑦（權衡：《庚申外史》卷上。）。這個數字說明大都人口到元代後期又有不少增加，當然，也可能有一些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