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大都，是當時的一座新建城市。它經過周密的設計，充分利用了原有條件和地理特點，具有一套完整的布局。大都的建造，在我國城市建築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奠定了後代北京城發展的基礎。
一、城牆和城門
城牆和城門大都“城方六十裏，十一門”①（《元史》卷五八，《地理誌一》），實際上全城是一個南北略長的長方形。經過新中國成立後實地測量，周圍共約兩萬八千六百米。②（參見《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載《考古》，1972（1）。）明初，縮減北城，因此大都城的北牆和東、西兩麵牆的北段，均被廢棄，現在北京德勝門外還保存著當年大都城牆的遺跡。東、西兩麵城牆的南段，和明清兩代北京城的東、西牆一致。南麵城牆，在今東、西長安街的南側。南牆西段，定基時“正直慶壽寺海雲、可庵兩師塔”，忽必烈特別下令“遠三十步許環而築之”③（《元一統誌》卷一，《中書省·大都路》。關於海雲，參見本書上篇第六章《大都的文化生活·宗教》。）。因此，南牆在靠近大慶壽寺雙塔的地方，向外彎曲，繞開雙塔。④（大慶壽寺雙塔，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擴建長安街時，始被拆除。）這樣，南牆西段中有一小段呈弧形，不再是直線。
城牆全部用夯土築成。經實測，基部寬達二十四米。為了加固城牆，在夯土中使用了“永定柱”（豎柱）和“紝木”（橫木）。城牆的基寬、高和頂寬的比例是3∶2∶1。①（參見《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載《考古》，1972（1）。）這和當時修築工程的技術標準是一致的。②（參見贍思：《河防通議》卷上，《築城物料》。）大都城牆所使用的我國傳統的版築技術，曾經引起當時波斯曆史學家拉施特的注意，將它寫進了著名的通史著作《史集》裏。③（[波斯]拉施特著，餘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2卷，324頁，北京，商務印館，1985。）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也描寫了大都的城牆，他說：“牆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牆頭僅厚三步。”④（《馬可·波羅行紀》，第2卷第84章，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這和現在實測的比例是很相近的。
北方雨水集中，土城的防雨排水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聽憑雨水衝刷，時間一久，城牆很易倒塌。因此，在興建土城牆時，就引起過爭論。“至元八年，城大都。板幹方新，數為霖雨所墮。或議輦石運甓為固。公（王慶端，時為千戶———引者）言：‘車駕巡幸兩都，歲以為常。且聖人有金城，奚事勞民，重興大役！’因獻葦城之策。詔用公言，所省巨萬計。”⑤（閻複：《常山貞石誌》卷一七，《王公神道碑銘》。程钜夫《雪樓集》卷一七《冀國王忠穆公墓碑》亦言及此事。但《元史》卷一五一《王善附王慶端傳》未曾提及。）王慶端提出的“葦城”防水，就是“以葦排編，自下砌上”，將整個土牆用葦遮蓋起來，以防雨水將土牆“摧塌”。為此，元朝政府專門在文明門（今崇文門內）設立了葦場，“收葦以蓑城，每歲收百萬”⑥（日下舊聞考》卷三八，《京城總紀》引《析津誌》。）。後來，元朝政府還抽調部分軍隊成立武衛，“專掌繕理宮城”⑦（《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吳公行狀》），“砍葦被城上”⑧（《國朝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政典》。）便是他們的一項重要任務。
葦城實際上並不能真正解決土牆防雨問題，雨水滲過葦草，仍會對土牆產生侵蝕作用。所以大都城建成後不久，就出現了“雨壞都城”發兵民修治的事情。僅至元二十年到三十年（1283—1293）之間，見於《元史·世祖紀》的有關修治大都城的記載即有八次之多。修補時動輒萬人，最多時達三萬人。因此，不斷有人提議要“甓都城”，即改以磚石砌城牆，但因為“民力凋弊”①（趙孟：《鬆雪齋文集》卷九，《靳公墓誌銘》。），未能實現。以海運起家的新貴朱清、張瑄，家財巨富，曾表示願“自備己資，以磚石包裹內外城牆”②（《日下舊聞考》卷三八，《京城總紀》引《析津誌》。），但遭到別人反對，沒有實行。反對理由不詳，估計是怕朱、張此舉影響太大，有損皇家體麵之故。波斯史家拉施特說，忽必烈晚年曾準備“以石頭加固該牆”③（[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4頁。），但因死去，未能實現。可見，此事在當時是議論很多而且引起廣泛注意的，但其結果仍是不了了之。整個大都城，隻是西城角上“略用磚而已”④（《日下舊聞考》卷三八，《京城總紀》引《析津誌》。）。
土城蓑草的辦法，到元代中期即告廢止。廢止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說，“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王]伯勝奏罷之”⑤（《元史》卷一六九，《王伯勝傳》。）。另一種說，“至文宗，有警，有諫者言，因廢。此葦止供內廚之需。每歲役市民修補”⑥（《日下舊聞考》卷三八，《京城總敘》引《析津誌》。）。“有警”是指元文宗即位之初，統治集團內訌，發生武裝衝突，元朝政府中有人害怕另一方燒葦攻城，所以取消了葦城之法。⑦（參見本書上篇第四章《大都的政治生活·發生在大都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可以確定的是，元朝中期以後再不見以葦蓑城的記載。但是，所謂“土益堅”的說法是不可信的，因為在停止以葦蓑城之後，大都城牆還是經常出問題。最嚴重的一次是元順帝至正七年（1347年）五月，“大霖雨”，結果“京城崩”⑧（《元史》卷四一，《順帝紀四》），可見土城防雨問題在有元一代始終沒有得到很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