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窗外是一片馬蹄形的空曠的穀地，一直伸向海邊，於今已經建成鱗次櫛比的樓群了。北麵由一列鐵欄杆將果園與公路隔開，公路那麵原是一處荒塚累累的韃靼墓園，今天我們看到的卻是個比較開闊的廣場，正麵立著用黑色大理石雕成的契訶夫半身像，左側陳列著五塊大理石屏，上邊鑲嵌著作家塑造的“套中人”等典型人物。作家戴著夾鼻眼鏡，半眯著眼睛，仿佛在冷峻地審視著病態人生，細致入微地觀察著這些可憐的小人物。
有人說，創作是羞怯的，這在契訶夫表現得尤為明顯。他是從不在別人目光下從事寫作的。而他從早到晚都在不停地寫，這就造成了即使和他最親近的人也都存在一種疏離感。加上他那特有的持重、安詳、平靜和發表意見時的嚴肅態度，使他的言談往往具有很重的分量，帶上一種判斷的性質，這都仿佛為他套上一層難於穿透的甲胄。
他是孤獨的，沒有更多的歡樂。盡管他也不懈地追求家庭的溫馨和愛情的幸福，但是，從來沒有充分地享受過。這一方麵由於嚴重的疾病，使他不得不遠離親人，過著自願的“流放”生活，如他所說：“就跟將來將獨身一人躺在墓地裏一樣，現在我確實也在獨自一人生活。”另一方麵，他也舍不得支出很多時間與精力同旁人周旋。即便晚年與藝術劇院的天才演員克尼碧爾結婚，他也仍然信守著過去向一位友人申明過的主張：
請原諒，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就結婚。不過我的條件是：一切應該照舊，那就是說，她應該住在莫斯科，我住在鄉下，我會去看她的。那種從早到晚整天廝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當一個非常好的丈夫，隻是要給我一個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將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現。
也許孤獨的生活使然，盡管他很不喜歡雅爾塔，但是，對自己所經營的果園，卻愛惜備至。他從俄羅斯各地訂購來許多種樹木和果苗，一一精心栽植在園子裏。寫作累了，他就到果園裏為花木整枝、滅蟲和除草。
現在當我們參謁契訶夫陳列館，從平台上眺望果園時，還仿佛在花木掩映中，看到他那穿著外套、拄著手杖的瘦削的身影；耳畔似乎響著他的濃濁的聲音，在向遠道的客人介紹：“這裏過去到處是石頭和雜草。我來後，把這塊荒地變成了美麗的花木園。我相信，再過三四百年，大地都會變成百花爭豔的花園，而生活也將變得無限的快樂和美好。”
作為一個醫生，他當然知道自己已經接近生命的盡頭，但卻充滿希望地憧憬著未來，越是臨近生命的結局，越是對人類燦爛的明天，對“永恒真理的王國”滿懷堅定的信念。他說：“我預感到幸福已經越來越近了。即使我看不見它，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別人會看見它的。”
在劇本《櫻桃園》中，他借助大學生特羅菲莫夫的嘴巴喊出：“前進呀，我們要百折不撓地向那明亮的星光前進！”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表現了作家毅然同過去告別的決心和向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盡管由於他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範疇，他筆下的新人渴望的“新生活”不過是一種朦朧的憧憬，並不明確創建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櫻桃園》是20世紀初俄國革命前夜的一曲新生活的讚歌，而契訶夫則是一隻歌喉婉轉、歡快地呼喚著曙光的黎明鳥。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