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後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著解脫之路。他認識到，隻有離家出走，才能擺脫上流社會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才能同這個“被瘋狂包圍”的“老爺們的王國”徹底決裂。他說：“這個家每時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使我哪怕連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過。”他的理想去處，是偏僻的農村茅舍，生活在勞動人民中間。而這一切，都是家人、親屬所無法理解的。為此，他在家裏，精神上處於極端孤立狀態，而且愈演愈烈。
辭世四年前，他曾寫過一部《費奧多爾·庫茲米奇老人的日記》。其中演繹了俄皇亞曆山大一世有名的傳說，寫他決心舍棄一切，托著假名出走，終老於遼遠的西伯利亞。托翁之所以對此題材極感興趣，是因為其中體現了他的心靈寄托與價值取向。
實際上，他早就想離家出走了，二十多年來，先後逃離過三次：
1884年6月，在夫妻發生一次嚴重的爭吵之後，他狠了狠心，決定脫開這個家庭。但走到半路，當他想到驚慌失措的妻子可能會自殺，而她又即將臨產··出走的意念漸漸癱軟了。他寧肯悲歎著在一個僅僅是表麵上共同生活的壓抑屋頂下苦挨，也不願與兒女決裂，令妻子輕生，做一個鐵石心腸的聖徒。這樣，這次出走便以人性戰勝神性而落下帷幕。不久，他的最小女兒薩莎出生了，後來成了他的思想行為的堅定支持者。但他並沒有因此而獲得欣慰，仍在日記中寫道：“我難過極了··真不該回來。”此後，離家的念頭一直在糾纏著他，折磨著他，苦惱著他。一想到他的信徒、學生身陷囹圄，或在流放中顛沛流離，而他卻安然無恙，他就痛苦不堪，甚至期望被流放、“喂臭蟲”、上絞架，做一個像基督一樣流血的殉道者。
十三年過後，1897年又是一個多事的年頭，愛子夭折，兩個女兒出嫁，好友被流放，他與妻子的矛盾也變得更加白熱化。6月8日，他再一次出走，留給妻子的信是這樣說的：“我之所以決定出走，其一，是隨著年歲的增長，這種生活使我越來越壓抑，我越來越強烈地渴望孤獨；其二，是因為現在孩子們都已經長大了，這個家已經不再需要我的存在了··而主要的原因是—正如印第安人到了六十歲便遁跡山林那樣—每一個信教的人在年老的時候便會產生一種願望，要以他的餘生來供奉上帝。因此，在我已踏入第七十個年頭的時候，我的心靈現在也渴望著安寧與孤寂，以便懷著良心生活在和諧中··”然而這一次，他又是回去了，對他人命運的恐懼與擔憂再一次令他卻步不前。由於中途返回，這封信並沒有傳到索菲婭手裏。
不過，離家出走的念頭，他一天也沒有去懷。“那個作為我妻子，應當像分享我的床鋪與生命那樣分享我的思想的人，她卻成了我的敵人，反對我的想法。她是掛在我的脖頸上的磨盤，是良心的重負，把我拖向一種錯誤的、虛偽的生活。我早該把係著她和我的繩索割斷了。”這番話，時時在他的心頭發酵，滾沸，燃燒著。這個期間，他曾對大女兒說，想到她所在的那個村莊定居，那兒沒有人認識他，“在那裏，我可以去挨門乞討”。他幻想做一個苦行僧—不珍視生活中的任何東西，蔑視一切，不為人知，背一隻袋子到農家的窗戶底下，去謙卑地乞討一塊麵包。
最後一次出走，是1910年10月28日，距離上一次又是十三年。這次的導火索，是妻子在夜間偷偷地翻看他最隱秘的日記，她總是覺得他有些事在瞞著她，因此，就時時刻刻地對他跟蹤。對於托翁來說，這無疑比剜心切膚還難以容忍—竟連生活中最後的一點點秘密都要窺視，連靈魂中僅有的方寸之地也無情地收繳，那就再也沒有退路了。這樣，“站起來，拿上手杖和大衣！”就成了他響亮的律令。
天還沒亮，他就在家庭醫生陪伴下，悄悄地登上了單駕馬車，從後麵繞出莊園，上路了。以他的清醒、明智，不會不考慮到，這是一條不歸之路—八十三歲高齡，身體已經十分虛弱，在家時稍微勞累一點就會暈倒，現在，衝寒犯露，顛簸道途，不管走到哪裏，除了死亡，難道還會有其他結局嗎？這些，他都在所不計了，他隻想進入孤獨，到自我、到上帝那裏去。他要像一隻自由的野獸或者飛鳥那樣，尋覓一個神秘的去處，悄悄地老，悄悄地死。是呀，人世間有誰見過自由的野獸、飛鳥的死亡蹤跡！—無論是在城市，在鄉村，或者開闊的野地上。
途中，托翁由於染上肺炎，於11月7日清晨在阿斯塔波沃車站告別了人世。彌留之際，他號啕地痛哭著，說：“大地上千百萬的生靈在受苦；你們為什麼都在這裏隻照顧一個列夫·托爾斯泰？”
不管怎麼說，這次他終於在死神的配合下，擺脫了家人跟蹤、警察監視以及由於盛名所累造成的種種麻煩，實現了不算奢侈卻百蹴未就的願望。不過，這一用生命換來的解脫，代價也實在太高昂了。
對此，高爾基有個著名的說法：“總的來說，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什麼時候也不應該出走。那些在這件事上幫助過他的人們，如能阻止他這樣做，那將是一種更明智的行為。托爾斯泰的出走縮短了他的壽命，這一生命在它的最後一分鍾都是有價值的··”
五
巨星隕落，哲人其萎。我們後來者，緬懷托翁的理想去處，當然還是他的墓園。在這裏，我的感情的潮水湧蕩起層層波瀾—
論者習慣於把托翁與歌德相比：這兩位世界級的一流文學大師，都出生在8月28日，都活了八十三歲，而且，偉大的創造力都保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同樣是貴族，又同樣致力於社會改革，同樣對大自然有崇高、神秘的體會。歌德看清了英雄人物靈魂深處的幽暗，托翁則主動放棄了英雄式的偉大，而向往著成為一個普通農民。不過，作為後世的一個崇拜者，我在瞻仰他們的陵墓時，卻有著迥然不同的感受。歌德的靈柩安放於魏瑪豪華的大公陵寢，兩層建築下的地下室內，陰森、晦暗，本來就有氣悶、壓抑之感，加上被告知不準閃光、不準照相，更是大大地拉開了他同普通人的距離；頂禮膜拜之情為之頓減，幾分鍾後就黯然離開了。而托翁的墳墓就在道旁空地上，初夏午後的陽光，透過叢林枝葉照在上麵，隻覺得花草繽紛，無比親切，無限溫馨，仿佛托翁就在眼前，撚著白須，慈祥地微笑著。前後左右，我轉了多少個回合，輾轉流連，長時間不想離去。
麵對這一偉大的存在，除了覺得親切、溫馨，我還陡起莊嚴、敬畏之感。恐怕不隻我，任誰麵對托翁埋骨其間的這一丘黃土，都會感受到一種奇異的威嚴，一種強大的震撼力，而且是純然自發的。不要說彎腰拔起幾棵草、采摘一朵花，就連大聲喧嘩、嘻鬧的勇氣也沒有。守門人告訴我們，這裏沒有明確的要求，可是，再高級的外國貴賓，諸如國王、總統、元首，前來拜謁，一律都是自覺地步行，沒有哪個人會大搖大擺地坐車進來。
告別托翁墓園時，我曾口占一首七律，中有“百年風暴安然過，萬仞門牆詎可攀！名重方知千紀短，才雄不覺五洲寬”之句。它的蘊涵是：托翁“高山仰止”，令人欽佩至極的，是他的超越國家、民族限界，不為社會更迭、時代遷流、政治變動所左右的萬古如斯的普世價值。
這心靈驅動的“三部曲”，加深了我對於托翁及其精辟論斷的理解：“空間、時間、原因都是思維的形式，生命的實質超乎這些形式以外。”對於世界文壇泰鬥來說，超乎時空之外的生命實質，就是藝術的魅力。這樣，“人雖然死了，但他與世界的聯係繼續對人類發生著影響，其程度不限於他生前的，而且還要大得多，這影響隨著他的理性與愛而增強，並且像一切生命一樣成長著，既沒有停頓，也沒有終結”。
從這個意義上說，“死亡是另一種生命的開始”（蒙田語）。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