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優越的生活條件剝奪了我們理解生活的可能性。為了理解生活，我們應該去理解不屬於例外的、不屬於我們這些寄生蟲的生活，應該去理解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那些創造生活並賦予生活以意義的人們的生活。”在托爾斯泰之前，沒有一個貴族知識分子能夠承認這一點。
但是，認識到生活的“不義”之後，能否抗拒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本身呢？如果已經認識到生活的罪惡，依然心安理得地接納它、享受它，那麼，就比沒有認識到罪惡而生活在罪惡中的人還要可恥。托爾斯泰覺得，他正麵臨著這種可恥和偽善的境地。
同底層民眾接觸得越多，對於他們的苦難，他便越是關心，日夜探索著消除苦難的途徑。過去圍繞著他的大多是學生、作家、學者，現在到莊園來訪的都是各類勞苦農民，有的請他幫忙解決吃住難題、尋找做工出路；有的托他打通關節赦免罪犯；有的向他反映本村不合理問題，他家裏成了救濟所、避難窩、難民營。參加社會人口調查，使他有機會真切地看到大都市貧民悲慘的現狀。他號啕痛哭著，說：“人們不能這樣地過活啊！這絕不能存在！”對此，羅曼·羅蘭寫道：“要不看見這種慘狀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後而不設法以任何代價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嗎？”作家在這裏揭示出托翁痛苦存在的根源。
通過頻繁、深入地接觸普通民眾，目睹俄羅斯民族的苦難，為千百萬農民的悲慘命運而痛苦、憂慮，加速了他在“真理之路”上的求索進程，淨化了靈魂，為世界觀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體現在文學創作中，這時期他托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懺悔錄》、《複活》等傳世名著，在控訴腐朽的社會製度和“生活中的寄生蟲”的罪惡的同時，也揭示了作家自身的彷徨、困惑以及對宗教的皈依。
而這一切，不僅引發了貴族農奴主的忌恨，招致沙皇政府的監視，也使他與家庭特別是夫人索菲婭之間產生尖銳的矛盾，造成心理隔閡，築起了一道冷漠的高牆。
三
誠如偉大作家高爾基所說，列夫·托爾斯泰是“19世紀所有偉大人物中最複雜的人”，他的內心深處升騰著錯綜而深刻的矛盾，甚至形成了無解的悖論。
托翁和革命者一樣，是地主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敵人，他曾直接點名痛斥曆代沙皇，在他們頭上分別冠以“殘忍的”、“愚昧的”、“醜惡的”、“粗暴而昏昧的”定語，這在那些把沙皇看作“親愛的父親”、“慈悲的天主”的臣仆眼中，簡直是大逆不道、無法無天；可是，同時他又是革命鬥爭道路的死硬的反對派。他的性格中存在著分裂的“兩重性”：一方麵，同情農民，憎恨農奴製；另一方麵，卻又極力反對以革命方式消滅這一製度。
他是沙俄帝國秩序的勇敢的揭露者，對“吃人”的農奴製度和整個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恨入骨髓；可是，卻奉行“勿以惡抗惡”的哲學，主張通過道德的自我完善來改造現實社會。在他看來，以惡抗惡隻能互相傷害，使惡步步升級；“手段的卑劣不可能導致目的的崇高”；“在血泊之上，營建不起來一個純潔的天國”。他有一個頗具代表性的觀點：“真正的進步是很緩慢的，因為這取決於人們世界觀的轉變，這是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業。現在的一代人，首先是由老爺們—你跟他們在這兒吃飯都覺得於心有愧—和仇視這些老爺並想用暴力消滅他們的革命者組成的。必須等這一代人死去，由新的一代來代替他們。”在《告政治家書》中，他形象地敘說：“這將是完滿之至了，如果人們能夠在一霎間設法長成一個森林。不幸，這是不可能的，應當要等待種子發芽，長成，生出綠葉，最後才由樹幹長成一棵樹。”
那麼，現實所應該做的，就是走“道德複活”之路，使私有者自願放棄權利與特權。“總有一天，人類會終止爭鬥、廝殺和死刑。他們將彼此相愛，這個時代不可阻擋地必將到來，因為在所有人的靈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愛，讓我們盡其所能，以使這個時代盡快到來。”為此，他讓《複活》中男女主人公通過“懺悔”和“寬恕”走向“複活”。可是，實際情況卻是，即使在俄國這樣具有濃厚的宗教傳統的國家，托翁所倡導的自我更新、自我拷問、自我鞭撻、自我完善的理想，也並不為大眾所接受。
基督的博愛、孔子的仁義、老子的無為、叔本華對生命目的和意義的叩問—東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最後都被托翁融彙在“勿以暴力抗惡”的學說之中，有人徑稱之為“托爾斯泰主義”。在托翁的觀念裏，社會改造問題成了一個純粹的倫理道德課題。這樣，囿於天真、夢幻的信念，隻能懷著對“大規模的暴風雨”的恐懼，天天肩負著自製的十字架，對自己輪番展開無休止的劇烈鬥爭。
在托翁的世界觀中，真正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幼稚的烏托邦幻想合而為一。他在宗教信仰上反對暴力，奉行“勿以惡抗惡”的哲學思想；可是，回到現實生活中卻支持農民行動起來反抗農奴主的壓迫。當他看見村中窮苦農民為牛羊鍋釜被搶走而哀哀啼哭的時候，他憤然麵對那些冷酷無情的衙吏，呼喊起“複仇”的口號。
他的主張、言論與實際行動，或者說信仰與生活，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可是，他卻從來沒有逃避現實，一天也沒有同罪惡妥協過。當他聽到葡萄牙民主革命勝利的消息時，他歡欣鼓舞，宣稱“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他的作品所蘊涵的旨在推翻專製、腐朽的社會製度的爆炸性力量，更使這種叛逆精神、正義立場彰顯無遺。
同樣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與藝術方麵。羅曼·羅蘭指出，在托爾斯泰身上，藝術家的真理與信仰者的真理未能完滿地調和；二者的統一隻存在於他的藝術與生命的悲劇之中。他強調藝術的宗教指向，認為“藝術應當鏟除強暴，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國，即愛，來統治一切”；他為自己的有些作品無補於“天國的統治”而感到愧憾。但在他的生命途程中，藝術之路與信仰之路是並行而分割的，前者順暢發達，後者崎嶇險阻。當看到他醉心於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投入，歐洲的藝術家包括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都籲請他“重新回到文學方麵去”。事實上，即使是晚年的托翁，也並沒有真正地委棄藝術—自己賴以存在的理由。這樣，就在他的心靈深處，宗教與藝術膠葛重重，燃燒著痛苦的火焰。
作為“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語），托翁這種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國革命之複雜性；這種矛盾正是俄國社會錯綜複雜的矛盾的反映，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貴族知識分子在尋求新生活中，清醒與軟弱、奮鬥與彷徨、呼喊與苦悶的生動寫照。
人性與神性的糾纏，生活和理想的齟齬，使他陷入出走、決裂、解脫與留戀家庭、關懷妻子中間依違兩難的困境。他一直在家庭之愛與上帝之愛中間徘徊。他對妻子的既憐愛又反感的矛盾心情，籠罩著整個後半生。他們夫婦各自堅守著高過於自己生命的東西—托翁維護他的至高無上的精神、信仰，守護著他的靈魂的聖潔；而作為家庭主婦，夫人索菲婭考慮的則是一家人的生計，孩子們的現時健康與日後前程。
這些錯綜複雜、難剪難理的矛盾，積聚在心頭，如同利刃切割、烈焰炙烤，把托翁折磨得煩躁不堪，連片刻清淨都難以得到。而莊園與家庭—這從前的避風港、安樂窩、溫馨的愛巢，更成了他心靈的牢獄，恨不得立刻就遠遠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