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脫
空間、時間、原因都是思維的形式，生命的實質超乎這些形式以外；不僅如此，我們的整個生命是越來越屈從於這些形式，然後再從這些形式中解脫··
—列夫·托爾斯泰《早年回憶》
一
亞斯納·波利亞納是俄羅斯偉大文學家、思想家列夫·托爾斯泰出生的搖籃，也是他回歸的墓地。在這裏，生命的終點和起點連接在一起，畫了一個完整的圈兒。
映襯著一株株高大粗壯的橡樹、樅樹與菩提樹，這個凸出地麵的土丘就顯得更微小了。它長約兩米、寬不足一米、高不過幾十厘米，外圍一圈低矮的木柵欄，就連幾歲大的兒童都可以跨過去。上麵如果不是覆蓋著綠草、鮮花，人們根本就不會注意到它的存在。可是，就是這個小土丘，卻被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譽為世間最美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所在。他說，“我在俄國所見到的景物，再沒有比托爾斯泰墓更宏偉、更感人的了”。
還有一位名家是這樣說的：列夫·托爾斯泰以其豐厚的著作登上了俄羅斯文學的頂峰，而他的墓地，則以其簡陋、渺小而攀上世界所有的名墓之巔。
人們也許會問：像托爾斯泰這樣的文藝複興以來唯一能挑戰荷馬、但丁與莎士比亞的偉大作家，他的墳墓怎麼會這樣渺小、這麼簡陋呢？真是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莫非是沙皇政府銜恨報複的愚蠢舉動造成的？也許是由於家鄉和後輩缺乏足夠的重視，或者財源匱竭，以致名人的身後淒涼？其實，都不是。恰恰是托翁自己的鄭重選擇。辭世之前，他特意留下了遺囑：“要像埋葬叫花子那樣，用最便宜的棺木將我下葬，壘一個小小的墳頭。”
具體地點也是他親自選定的。童年時，他經常跟隨哥哥們到這林地裏遊玩。大哥尼古拉告訴他，這裏埋著一根“綠杖”，上麵寫著各種各樣的秘密；誰若能夠找到它，就可以知道全人類怎樣才能得到幸福。當時他才五歲，但被這個故事深深地打動了。以後，乃至整個一生，他都在探求著這個古老而又常新的秘密，最後，就終古長眠在埋著“綠杖”的地方。
一生都在探求如何使人類得到幸福，成就了這位精神巨人的偉大；而他卻又是再平凡不過的，“不論是作為孩童、少年、成人甚至老人，托爾斯泰永遠僅僅是眾人中的一員而已”（茨威格語）；“而他之於我們，亦非一個驕傲的大師，如那些坐在他們的藝術與智慧的寶座上，威臨著人類的高傲的天才一般。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稱的，那個在一切名稱中最美、最甜蜜的一個—‘我們的弟兄’”（羅曼·羅蘭語）。
偉大與平凡，在這位世界文壇的一代宗師身上，也在這個黃土小丘上，實現了完美的統一。
托翁出身名門望族，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以“豐富的遺產，雙重的世家，高貴的世裔”加以概括。光是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從這個家族中就走出了四十位，他們在《俄羅斯名人傳記辭典》中足足占了九十五頁。托翁的先祖是彼得大帝的密友和重臣；祖父官至喀山省省長；父親是抗擊拿破侖的衛國戰爭中的英雄；母親出身於世襲公爵之家，她的父親是葉卡捷琳娜時代的步兵上將；曾祖母與普希金的祖母是親姐妹。
他本人是伯爵，屬於貴族特權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作為地主莊園的“一家之主”，他原本可以在這華麗、優雅、寧靜的天地裏，享受雍容華貴、安富尊榮的貴族生活，然後再將那些財富、榮譽和特權傳遞給下一代；可是，他沒有。
作為世界級文化名人，以《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複活》等一座座橫空出世的巔峰而高踞“藝術之神”的寶座，他完全可以像其他無數成功人士那樣，心安理得地承受著世人的頂禮膜拜，陶醉在種種榮耀和鮮花、掌聲之中；他也沒有。
當年，俄國《現代人》雜誌的一位編輯說：“在我國有兩個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爾斯泰。他們倆誰更強大呢？尼古拉二世拿托爾斯泰沒辦法，不敢動搖他的寶座；而托爾斯泰卻毫無疑義地在動搖著尼古拉二世的寶座和他的皇朝··誰碰碰托爾斯泰試試看，全世界都會喊起來。”
作為頂級強勢人物，尼古拉二世習慣於淩駕在臣僚、仆役、平民之上，逞豪雄，耍權威，作威作福，頤指氣使，像《聊齋誌異》中所描繪的：“出則輿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階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而被奉為“精神領袖”、“社會良心”的思想巨人托爾斯泰，卻經常以自己未能像普通農民那樣吃苦受累，饑寒凍餒，而心懷愧怍，寤寐難安。他堅持自己的人生真諦與理想追求，拳拳服膺並身體力行人道主義思想，無論是形成文字，還是視聽言動、喜怒悲歡，都堅守底層平民的立場，勇於為無權無勢的勞苦大眾說話，無情地譴責與鞭撻沙皇農奴製度，在探索人的內在本質，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的同時，也把人類精神境界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二
從青年時代開始，托爾斯泰就嚐試著走社會改革和精神探險之路。他先在自家的莊園試行改革，設計了一套改造計劃。他遍訪莊園附近多個村莊，從中挑選出最窮苦的農戶，前往送茅草、修房屋。那時他剛剛二十歲。十年過後，他又在莊園內外為農民子弟創辦了二十多所學校，致力於普及平民教育。村裏有一戶寡婦，缺少幫手，他就過去為她修爐灶、運柴草、幹各種農活；那年村裏發生火災，他率先投入火場，搶救農民財產；平時經常為窮苦農民播種、收割莊稼。俄羅斯著名畫家列賓有一幅名畫：《托爾斯泰在耕田》，真實地再現了這位偉大人物的體力勞動場麵。
羅曼·羅蘭說：“托爾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學家氣質的人。”他長著一副典型的鄉下人麵孔。寬闊的前額上橫刻著兩條彎曲的皺痕，眉毛雪白而濃厚；皮膚飽經風吹日曬，粗糙不堪，與農夫的並無二致。什麼樣的衣著都合他的意，什麼樣的鞋帽他都可以穿戴。如果他與一個白胡子的仆人並肩坐在馬車上，若是不細心觀察，你很難分辨出哪一個是伯爵，哪一個是車夫。
托翁長女在回憶錄中寫道：一次，她在圖拉排戲，看門人說，外麵有一個老農夫非得要進來看，大概是喝醉了。她馬上猜著了來者是誰，趕忙出外去接。父親笑著告訴她：因為衣服不講究，人家沒瞧得起他。莫斯科與雅斯納亞·波利亞納相距二百公裏，托翁常常徒步往返。肩上搭個口袋，雜在沿途流浪的人群裏。在五天的行程中，有時遇到火車站，他就在三等車廂候車室歇歇腳、喝點水。這天歇過了，他信步走到月台上，正好一輛客車停在那裏，眼看就要開車了，忽然聽到有人招呼他：“老頭兒，老頭兒！”原來是一位太太探身車窗外喊他：“快去女洗漱間把我的手提包拿來，我忘在那兒了。”托翁急忙趕到那裏，幸好手提包還在。“多謝你了，拿著，這是給你的跑腿錢。”托翁從太太手中接過五個戈比，泰然自若地裝進了口袋。同行的一個旅伴問那太太：“你知道你把五個戈比給了誰嗎？”當得知是大名鼎鼎的托爾斯泰時，女人說：“天哪，我這是怎麼弄的！”而托翁卻平靜地目送著遠去的列車，坦然微笑著。
他把名利、財富、世間的一切誘惑，都看成是沉重的十字架。麵對為饑餓、貧窮、愚昧和奴役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農民，他發揚“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博愛精神，把民眾的苦難當作自身的苦難；他為自己享有的物質特權“心如火焚，幾成灰燼”。在嚴寒的冬天，他看見一個討飯的村婦，衣衫襤褸，骨瘦如柴，瑟縮在凜冽的風雪中，想到自己住大房子，有皮襖穿，有雞蛋吃，生活過得太舒適、太奢侈了，感到深深的痛楚和羞愧。夏天鬧饑荒，他痛苦地寫道：“我們的餐桌上，有紅紅的小蘿卜，黃黃的奶油，烤得嫩嫩的麵包，擺在幹幹淨淨的桌布上；園子裏有花草樹木，我們的年輕女士們穿著薄紗衣裳，因為天氣熱自己卻涼爽舒適而欣慰。可是，那邊農田裏長滿了藜草，土地龜裂，農夫農婦的腳上長著厚厚的繭子，腳後跟在裂口、脫皮，牲口的蹄子在開裂··”寫著寫著，他伏案痛哭起來。
在他看來，這個世界是無比荒唐的：一麵是花天酒地、驕奢淫逸，海量的錢財耗費在無聊的演出、慶典、宴會上，一麵是無數貧民饑寒凍餒、餓殍滿地。他把這種顛倒反常的現象稱為人類的“瘋狂狀態”。他給家中唯一比較理解他的小女兒寫信，說：“一種需要在我心裏非常非常強烈地增長著，即要求說出我們生活的全部狂妄和全部卑鄙：在忍饑受餓，半裸著身體，滿身虱子，住在沒有煙囪的農舍裏的人們當中，我們都過著愚蠢的奢侈生活。”於是，他有意識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謝絕親友間的一切應酬，不再出席貴族圈的社交晚會，他走進田野，同農民一樣，頭戴草帽，腳穿樺皮鞋，隨便找條帶子紮在腰間，揮鋤勞作。他辭退了家中的仆人和廚師，每天天還沒亮就起床，自己收拾屋子，生爐子，然後去井邊汲水，裝滿木桶運回家裏；把長長的木頭鋸成小段，再用斧頭劈開，堆成方陣；堅持自己耕地、種菜、縫製皮鞋。在他看來，這樣做即使不能獲得心理學上講的“受難快樂”，起碼可以減輕自己的內心痛苦與心理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