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母姚太夫人出身鄉野，識字不多，但為人剛直，極有主見。她對嶽飛自小就施以嚴格的家教，教育兒子要剛直不阿，勇於任事，克服各種苦難，做一個忠心報國的男子漢。故鄉湯陰淪陷後，嶽母跟隨著兒子，顛沛流離，輾轉南北，後病逝於湖北鄂州。高宗賜葬於江州（今九江縣）株嶺山。出於對嶽母的敬愛，其墓地，曆經八百七十餘年，至今保存完好。現為江西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嶽母祠上方橫匾為“一代賢母”，兩邊對聯是：
鞠育劬勞，勵子從戎尊懿範；
躬行慈教，盡忠報國仰幹城。
祠門兩邊的楹聯：
精忠報國驚寰宇，點點背花，依稀宋史縱橫，斑斑猶漬英雄血；
賢母義方樹懿模，煌煌彤管，弈葉江州形勝，赫赫長留姓氏香。
四
在滿懷敬意地敘述了古代賢母的感人事跡之後，我們可以從中領悟到許多帶有規律性的認識：
首要一點，“母德在教”是我們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極為珍貴的優良傳統。叩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太古時期的母係氏族社會。當時兒女出生後，隻知有母，教養責任自然也就落到母親頭上；加之母氏當政，較之其他任務，教育後代必然被列為頭等重要地位，而且，母親不會把這一重任委之他人，肯定要親自承擔。即使後來轉入父族當權，出於母愛的天性，母親作為人生的第一位教師，仍然會把教育子女一事主動擔承起來；特別是父親或做工，或入仕，或從軍，或經商，長年在外，家教重擔不能不落在守護著子女的母親肩上。
其次，這幾位賢母，都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她們的出身與個人境況驚人地相似—都是丈夫早喪，家境貧寒，艱苦持家，撫孤自立。她們並非出身名門望族，也沒有受過特殊的培養教育，不過是普通的女性，而其遠大的眼光、超人的識見、堅強的意誌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又遠遠超出一般的女性。
第三，在母教內容上，四位賢母也是大體上一致的，體現了一定的規律性。她們教育兒子，有兩個共同的重點：一是，都強調敦品勵行，以德為先，著重於砥礪品格、立身做人；二是，讀書向上，通經達史，增長才幹。其實，這兩個方麵是相輔相成的，後者為前者打下良好的基礎；前者又為後者提供了思想保證、精神支持。
第四，在教育方式方法上，為後世提供了成熟、有效的經驗。一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把孩子的品格修養、智能成長、行為模式納入真正的關切、深厚的情感之中，使之入腦入心，樂於接受；二是以身作則，垂範立式，給孩子做出榜樣，增強說服力、信仰力；三是擺事實講道理，看得見，摸得著，力戒空泛說教。
第五，母教帶有終身性質。在中國古代，有所謂“胎教”的說法。古人認為，胎兒在母體中能夠感受孕婦情緒、言行的感化，所以孕婦必須謹守禮儀，遵循道德行為規範，給胎兒以良好的影響。子女出生以後至十歲之前，從吃飯的基本儀節，男女相處之道，都由母親親自訓誨；並在讀書向學的基礎上，母教配合進行忠、孝、信、義、廉、勤等品性方麵的培養；待到子女長大成人，為人父母、為民官長之後，母親也往往長相伴隨，教子為善，誡子勤儉，終生不放棄言傳身教的責任。
盡管“往事越千年”了，但這些賢母的懿言嘉行，至今不僅沒有過時，而且，無論從青少年教育角度講，還是從弘揚母教文化、優化母親意識的角度講，都有其直接的現實意義。特別是麵對當代女性和母教事業的現狀，這個問題尤其不容忽視。概括來說，當前麵臨著三個方麵的問題：
一是從事各項建設事業、參與社會生活同擔負教育子女重任的矛盾。現代女性走向社會，走出家庭，有的還是高學曆、高職位、高收入，都有很強的追求實現個人價值的願望，壓力大，負擔重，任務多，逼使她們更多地關注職業角色，而忽視甚至放棄母親角色，這和古代的母親有很大的差異。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聽聽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蘇聯時期有一位名叫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家，他的話發人深省：“無論您在工作崗位的責任多麼重大，無論您的工作多麼複雜，多麼富於創造性，您都要記住：在您家裏，還有更重要、更複雜、更細致的工作在等著您，這就是教育孩子。”
二是即使擔負起母親角色，投入很大精力於子女的撫養，但往往更多地關注身體發育成長、生活照料，滿足子女的物質需求，而在培養教育方麵下功夫不夠。
三是關注智能發展，應對考試、進級，而對教育子女崇德尚賢，培養他們樹立高尚的人格、良好的德性，缺乏足夠的重視。
這使我們想到高爾基的一段話。他說：“愛孩子是老母雞都會做的事情，可是要善於教育他們，這是國家的一樁大事了，需要才能和全部的生活知識。”
於今，左個係列，右個叢書，上自皇帝、名臣、奸相，下至閹宦、軍閥、妓女，充斥於影視片、出版物，唯獨沒有一部關於中華賢母的書畫、影視作品。真是令人感慨無限。難道是那些賢母不重要嗎？當然不是。德國教育家福祿培爾說得最深刻不過了：“國民的命運，與其說是操在掌權者手中，倒不如說是握在母親手中。”母教一事，真可以說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了。
為此，我已經致信山東友人，表示願以此文支持他們關於以孟母誕辰為“中華母親節”的倡議。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