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慶生辰
不過真生日
1928年6月4日10時許，中南海西側緊臨春藕齋的萬字廊—張學良的駐節地，正在舉行著氣氛熱烈的小型宴會。楊宇霆、孫傳芳和軍團部高級人員以及少數親友，齊聚一堂，為少帥祝賀生日。
這些天，同僚們的心情都很壓抑。奉軍節節失利，麵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又兼日本人出麵要挾，提出中日合資修築鐵路的無理要求，張作霖與日本駐華公使發生了麵對麵的激烈衝突，他聲色俱厲地罵道：“他媽拉個巴子的，豈有此理！我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叫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他見大勢已去，決定接受張學良、楊宇霆的建議，下達總退卻的命令和出關通告。
3日夜間，在前門火車站送走了老帥一行之後，楊宇霆、孫傳芳就商定，明天要搞一個小型的聚會。因為少帥的生日到了，大家要借此機會慶祝一番，放鬆放鬆緊張的神經，老少爺們在一起，樂和樂和，也消消多日的晦氣。
可是，世事茫茫，殊難逆料。任誰也沒有想到，聚會剛剛開始，少帥就接到了發自沈陽帥府的特急密電：
雨帥皇姑屯遇難，速回奉料理善後。
這十四個字映入眼簾，不啻五雷轟頂，萬箭穿心。可是，少帥立刻就清醒地意識到，此時必須冷靜。於是，絲毫未現慌亂之態，鎮定地告訴大家，返奉途中，大帥受傷，傷勢不重，正在治療之中。因為決策層要緊急議事，與會者也就在掃興中悄悄散去了。
這是張學良在軍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過生日。他感到非常沮喪。
“萬事重經始，生民皆有初”。慶生辰，原乃人之情亦理之常也。人是最可寶貴的。這一天，不僅見證了一個家庭新的生命的肇端，也像樹木的年輪、崖岸的潮痕，記錄下歲月流逝的重重足跡。因此，無分膚色，無分畛域，無分族群，也不論男女老少，都對年年此日，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為祝為頌，饒有興趣。
可是，在青年時代的張學良來說，卻是少有的例外，他對於過生日，一向持消極甚至抵觸的態度。這和他的人生經曆有著直接關聯。同其他人出生在白光耀眼、淨潔舒適的產院裏或者溫暖的家中，“哇哇”嬌啼在火熱的炕頭上不一樣，他落草在一輛飛馳著的大馬車上。他睜開眼睛環顧世界，最先入目的是大野的蒼茫和天地的空曠。
當時，遼原大地，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他的母親趙氏懷著身孕，乘坐一輛農村的大馬車倉皇逃難，飛奔在鄉間坎坷不平的土道上，結果提前把他生了下來。由於顛簸得厲害，他的小腦袋被撞傷出血，直到晚年疤痕還在。母親抱著他躲進附近一個族侄家裏，一住就是幾年。到了五六歲，他才被接到新民府。他的父親張作霖，原本綠林出身，接受招安之後，當了短期的月無定薪、夜無定所的“保險隊”頭目，處境也十分艱難。就是說，他的童年是在生活拮據、顛沛流離中度過的，家裏根本沒有條件辦酒宴，讓寶寶“抓周”，吹蠟燭，他也沒有吃過爹媽親手擀的麵條、煮的紅皮雞蛋。自幼，壓根兒就沒有形成“慶生辰”這個概念。
而且，人們常說：“孩生日，娘苦日。”每逢自己的生辰，都會記起母親臨產、分娩的痛苦，所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下至平頭百姓，上自帝子王孫，任誰都沒有例外。為此，隋文帝曾下令，在自己生日那一天，要為母親吃素，以報答其苦難與艱辛。而張學良說到自己的母親，更有一種迥乎尋常的隱痛。由於產前饔飧不繼，產後失於調養，又兼驚恐、勞累，經受風寒，生下他來以後，他的母親就羸弱不堪，飽受疾病的困擾。而她的性格又十分剛烈，生就一副“凍死迎風站，餓死不要飯”的嶙峋傲骨，寧可忍饑挨凍，也決不肯向親戚家求援。日俄戰爭爆發後，外國軍人在這裏殺燒搶掠，村屯男女奔逃一空。母親擦著淚眼，把幾塊銀元綁在他的腰上，催他趕快逃生，囑咐說：“遇見麵善的老頭兒，跪下去給他磕頭，捧上現洋，請大爺送你到城裏，去找你爸爸！”他驚恐地問：“那！媽，你呢？”媽媽哭了：“你不要管我！亂離人不如太平犬，活著又有什麼意思！”過後不久，母親就病死了，時年三十八歲。
“我的母親沒有享過一天福！”張學良後來悲憤地說：“如今雖然極榮鼎盛，光耀世間，可是對於母親來說，又有何用？”不難設想，在這種心態下，他對於慶賀自己的生辰，還會有什麼興趣呢！
父親的慘死，更給他帶來了無涯之戚。他告訴采訪的記者：
我父親死的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現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真正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過真生日，一過生日，我就想起父親。
作為一個孝子，他每逢生日這天，或者當人們提到他的生日，什麼喜悅，什麼興致，都會被那種漫天塞地的失母之戚、喪父之痛衝刷得無影無蹤。
爾後，情況就更為複雜了。無論是掌政東北，獨當一麵，還是戎馬征程，南北馳驅，烽煙遍地，塵滿征衣，都使他騰不出時間，也沒有閑情餘興，去慶賀什麼生辰。且不說，那讓他久負罵名的九一八事變，那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囹圄生涯，既沒有條件，更沒有心情，過問慶生辰這碼事。
九十之年的壽慶
相對於二十八歲那年的倒黴生日，張學良的九十壽辰，倒是過得隆重而熱烈，風光無限，體麵十足。
不是說他對於慶生辰一向不感興趣嗎？那麼，九十之年怎麼竟大出意外？原來，這裏有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情節”。
早在1989年初，東北大學在美校友會就商定，組織代表團前往台北，籌備6月3日為張學良舉行八十九壽辰慶典。會長張捷遷教授致函張氏夫婦，邀請他們屆時赴會。張學良覽信後，斷然予以回絕：
捷遷弟大鑒：
來函奉悉。餘何德何能，諸公對餘深厚友愛關懷。良何人斯，敢以言壽！此間親友，已醞釀為我做壽，我已嚴詞拒絕。你們諸位，如此一來，等於推波助瀾，豈不是對我內外夾攻！避壽不敢言，我隻好“逃之夭夭”，離開台北。良對諸位鄭重懇求，千萬千萬，不要萬裏奔波，虛此一行。我再鄭重談一句，諸位若是來，也絕對見不著我們倆。良絕非是不通人情的人，諸公對我如此深厚友愛，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感愧。諸位也能了解我的心情和處境，我已慣於靜默安居，逍遙自在。諸位既然這樣愛護我，自然也會體諒、原宥我。天假以年，後會有期，願上帝祝福！
張學良手啟
看得出，他對於慶生辰的拒絕，是真心真意、實實在在的，體現了他一貫的思想。就外因來說，顯然是怕這類活動被賦予政治色彩，招致不應有的麻煩；而從他的心理分析，對此他根本沒有興致。同青少年時代追逐熱鬧、喜歡聚堆兒的心境截然不同，幾十年來，早已習慣於那種無聲無息、靜水閑雲般的恬淡生活，偶有聚會，至多也不超過“兩個牌桌”（八人），人一多，他就感到雲遮霧罩，“腦袋發大”。他的一句口頭語是：“已經成了隔世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