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史裏覓道
專修明史
許多政治家都喜歡曆史，張學良將軍也不例外。尤其對明代的曆史，他情有獨鍾，且研習有得，別有會心。
多年的家塾教育，使他有機會讀到《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大量史書，從而培養了對國史的興趣。進入20世紀30年代，他開始接觸明代的曆史典籍。當時正處於戎馬倥傯之際，時讀時輟；後來，受到刑事“拘管”，餘閑時間增多，有條件集中研讀明清史籍，而且寫了大量批注和心得筆記。這樣，一直持續到50年代中後期，信奉基督教之後就漸漸中止了。二十餘年間，無論是在南方數省，奔走道途，流離轉徙，還是羈身台灣孤島，悶對幽窗，讀史成了他的一門常課。
他被押解到台灣之後不久，曾托人給在大陸居住的大姐首芳帶去了一封信，說他“眼睛花了，小字書看不大清楚”，請她在北平或者西安“買一部大字本《明史》，打箱寄來，千萬別叫它受濕、汙損”。信中還特意囑咐：“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紀事本末》或《明紀》、《明鑒》等等”；“我很需要，等著看，並且要在書上麵胡批胡寫，所以，紙張不可要一碰就破的”。
一次，他致函友人，說：“光陰如流水，轉瞬已是十易寒暑。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我實在讀了一些書，並且對於讀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近來喜歡治史，尤其愛讀變亂時期的曆史。”這個期間，有關明代的史實史觀，成了他經常掛在嘴上的話題。在同一位老朋友私下交談時，他發表了如下見解：“現在就是明朝末年那個樣子。大勢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帶兵軍官都是暮氣沉沉的，積習太厲害了，我看已經無可挽回。老百姓實在太苦了。”其時，大陸這邊內戰烽火高燃，國民黨正調兵遣將，外圍內剿，其勢洶洶，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勢。
讀明史，他往往側重於人物的考究。對於抗擊倭寇的戚繼光和戰勝荷蘭殖民者、收複台灣的鄭成功，他十分欽慕。心想，這兩位民族英雄都是在三十幾歲的青壯年時期，就為國家統一建立了豐功偉業；可是，自己思來想去，常常恨憤交織，終夜無眠。而對於那些喪失民族氣節、覥顏事敵的“貳臣”，則滿懷著鄙夷之情。
明末文人錢謙益，官至禮部尚書，降清後，授禮部侍郎，曆來遭到史家的譏議。連他為之效力的清王朝的皇帝，也很是看不起他。乾隆帝就因為他“大節已虧，不齒於士林”，下令將其所著書及刻版全部禁毀，並作詩加以嘲諷：
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
進退皆無據，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
末路逃禪去，原是孟八郎。
“覆酒甕”，是說著作毫無價值，隻能用來覆蓋酒缸。“孟八郎”，禪林用語，用來形容那類不依道理行事、強橫暴戾之粗漢。
張學良看後，覺得快然於心。
關於潛心讀書的情況，他曾通過一首五言絕句，向前來孤島探望的東三省元老派人物莫德惠表述過：
十載無多病，故人亦未疏。
餘生烽火後，唯一願讀書。
詩的前兩句，化用唐人孟浩然“多病故人疏”的句子，逆其意而用之，意在引出後麵的“讀書”話題。他還曾對前來探訪的舊日朋友莫德惠披露心跡，說自己很想成為一名曆史學教授，在台灣大學講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當一名研究員。他甚至曾經幻想，能有機會仿效宋、明兩代的大學者朱熹和王陽明，設壇授徒，講學明道。
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社社長劉紹唐曾說：“張學良久修明史，成績卓著，如能成書，則將裨益史學界。”遺憾的是，張學良的研究成果，一直未能公開，也不知道他的那些學術筆記是否留存下來。
而他自己，對於專注明史研究的這段時光，卻是十分留戀與懷念的。後來，他說：
我本來對曆史感興趣，因而熱心於明史研究，收獲不少。我寫過很多關於明史的文章。可是後來徹底放棄了，至今還有些留戀。當然，曆史上記載的事，未必都真實，我從最初學曆史時開始，一直做筆記，明史上錯處不少。中國史官做的史書卻有很多虛假。我研究明史時，從朝鮮史的文獻中發現了關於永樂帝的資料。曆史研究中竟有這種事，我若全說出來了，往後研究曆史的人便會失去了樂趣。
我讀曆史所得的啟示，發覺世間最有權威的人，是學術最為淵博的人。沒有學術，不足以治人。或者說，世間唯一可以治人者，唯學術而已矣！
在他八十九歲生日時，他再次同朋友談到治史的體會：
我本來想寫中國的動亂史，在溪口時蔣先生就送了我一木《明儒學案》，叫我看。我本想研究清史，但明清是一體，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我就托人買了一大堆明史的書來看，還拿了個大盒子做卡片，後來覺得“盡信書不如無書”，許多史書不但看法不全麵，還經後人的刪節。比如說《明實錄》，我看了覺得真差，比我這文筆不好的人還不如，後來才知清朝人把它刪了，怪不得文氣不順。
張家父子與李家父子
想不到，曆史、特別是明史，竟有這麼大的魅力，叫他一迷至此！
我們不妨從內因、外因兩個方麵來探討這個問題。1982年台灣《聯合報》記者於衡訪問他時，他曾說，讀史書是為了“增加治國、處世的本領”；“我研究明史的動機，是由於中國一直被外國欺淩，想從中找出原因。因此，計劃先研究明史，接著研究清史，再及於民國史。”在他看來，有明一代，大半時期處於緊張的內憂外患之中，這一曆史背景與他所親身經曆的現當代，相似之處頗多。把這一段曆史弄明白了，有助於對政府內外政策的製定與運用的分析研究。
他感到，研讀曆史同他的社會環境、個人身世、親曆親聞結合起來，更有切膚之痛。明朝的內憂外患，大多發生在東北、華北。早期蒙古領主蠢蠢欲動，企圖卷土重來，集中在東北、華北；中後期日本兩次進攻朝鮮、窺伺中國，同樣在東北、華北；尤其是最後數十年，後金崛起於東北，隨之大舉侵明，同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國內農民起義勢力，形成了三足鼎立、錯雜膠葛的政治局麵，大體上說，同當下的現實情況若合符契，而且，這種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主戰場，都在東北、華北。這兩個曆史階段，前後相距三百年，社會性質、時代背景迥然不同，而其內外政治格局與軍事鬥爭形勢竟然如此暗合，使他深感詫異。那麼，通過相互間的比較、查勘，以及經驗教訓的總結，其啟迪、昭示作用，該是不容忽視的。
這裏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作為清末民初的舊軍人、舊軍閥，統治東北約三十年。無獨有偶，明末也有一對父子—李成梁和李如鬆，也可以說是“老帥”與“少帥”，同張氏父子一樣，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東北佬”，統治遼東大體上也在三十年上下。盡管他們的出身、地位、影響及個性等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相似之處亦複不少。李成梁，《明史》本傳中稱他“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這位明朝末期的東北“老帥”，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的統一，對後金的反明活動彈壓甚力。1902年，章太炎號召推翻清朝時，曾大聲疾呼：“願遼寧人勿忘李成梁”。而張作霖，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下，第一個麵對自身存亡絕續這一嚴峻課題的舊軍閥。他對日本人，既有抵製也有妥協；既想倚重又不願將東北淪為日本殖民地，最後被日本人炸死。其政治修為自然與李成梁無法相比；但李成梁到了後來，“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仆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這類行徑，和張作霖相較，又大體相同。而“少帥”李如鬆，作為李成梁的長子，有“大將才”，“驍勇敢戰，少從父，諳兵機”，這與少帥張學良也頗為相似。李如鬆的矢誌抗倭，不屈不撓，奮勇殺敵的精神，在張學良看來，亦有“足堪楷模”、“我之先師”之感。
張學良曾先後擔任國民政府的東北、華北軍政長官和全國“剿總”副總司令。其職位、寵遇以及最後的悲慘結局，同明朝最後數十年抗滿、剿寇的一些經略、總督、總理、督師、巡撫大臣，如楊鎬、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人，也不無相似之處。特別是那個飽受攻訐的高第，更使他感慨萬端。九一八事變之後，他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曾在報刊上寫文章，把他比作明朝末年的高第—這位兵部尚書兼薊遼經略，曾盡撤山海關外駐防之兵，使清軍輕易占領了大片疆土。更有甚者，還有人罵他是“現代的吳三桂”。當時，他自然無法公開站出來加以剖白，但作為封疆大吏，終竟守土有責，對於自己的嚴重過失，也不能不深感愧疚。私下裏曾想，確實有必要把明清之際這段曆史搞清楚，用他自己的話說，叫作“挨罵也要挨個明白”。據沈醉等人後來的憶述，事後，張學良曾幾次請求蔣介石，希望能找幾位對明史有研究的曆史學家交流切磋一番，但始終未獲批準。
要破“心中賊”
誠然，研習明史，潛心讀書，是蔣介石交代給他的；但讀書有得，對上述種種加以探索、考究，卻並非蔣氏的初衷。在蔣氏看來，讀什麼書，研討哪些課題，都帶有很強的目的性與針對性。哪裏會讓他去探討什麼清軍入關抵抗不抵抗，明末李氏父子呀，還有什麼《明實錄》文氣順不順呀！
1934年，張學良被委任為“剿共”副總司令，作為副統帥，他的職責就是奉命“剿共”。為此，老蔣專程從南京趕到漢口，親手送給他一部清初學者、詩人吳梅村寫的記載鎮壓明末農民起義的史書《綏寇紀略》，讓他了解明末“流賊”的猖獗和崇禎一朝的政事，以加深對蔣氏“剿匪”方略的理解，激發他“剿共”的決心，於開拓“鏟共”戰局有所裨益。可是，事情並不像設想的那樣簡單。張學良通過研讀這部記述明朝覆滅前夕遺聞佚事和陝北多股義軍起事的史書，別有會心地發現，目下政府“暮氣沉沉”，“大勢已去，人心盡失”，“跟明朝末年一個樣子”。從明末陝北義軍風起雲湧的發展態勢，他聯想到了當今陝北工農紅軍馳騁疆場、所向無敵的現實場景。這麼一“轉向思考”不打緊，說不定已經為他兩年後逼蔣“聯紅抗日”，凝鑄成一縷強勁的心絲。這當然是蔣介石始未及料的。
按照西方史學的觀點，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對曆史的解讀，無法排除研究者主觀的意向。從接受美學來說，讀史也是一種自我發現，是在喚醒自己本已存在但還處於沉睡狀態的思想意識。由於著眼點不同，同一部史書，蔣、張二人讀來，竟有這麼大的差異。這使人想起《史記》所載，麵對秦始皇車駕出巡的豪華、恢宏的氣派，漢高祖劉邦脫口而出：“大丈夫當如是也！”豔羨之情溢於言表；而楚霸王項羽則滋長起覬覦的野心，大膽放言：“彼可取而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