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介石心目中，張學良是一隻烈性、任性且又充滿野性的“東北虎”。早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就頗為這個血性磅礴的硬漢子不服管教，難於對付，深感頭疼。爾後，張學良陪送他到了南京，無異於猛虎自動投籠，可謂天遂人願，正中下懷。不過，蔣介石並沒有為此感到輕鬆，甚至覺得左右為難—如何處置這個送上門來的“紮手貨”呢？宰了他吧，不管以何種手段，都是輕而易舉的，但限於內外多重因素的製約，不便動手，也不敢動手；留下來吧，又覺得總是一條禍根，一眼照管不到，早晚還會出事。
對於這種處境，張學良自己，當然也是一清二楚的。後來，他在同台灣著名企業家王永慶交談時，曾經提到過，在蔣介石眼裏，他“這個小家夥，是個刺蝟，捧在手裏，嫌紮得慌；放走了吧，又有顧慮，怕他出去鬧事”。
那麼，怎麼辦呢？蔣介石從四百年前的一位浙江鄉賢那裏得到了啟發。明代哲學家、政治家王陽明，在“圍剿”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鬧事”的“百死千難”中切身體驗到，對封建秩序造成巨大威脅的，除了有形的“暴民”，還有更危險、更棘手的東西，那就是潛伏在人們心中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反抗意識，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蔣介石把它看作至理名言，終身奉為圭臬。
實際情況正是這樣。為了防備張學良逃逸和被人“劫獄”，蔣“委座”的辦法多多，無論押送到哪裏，都是如臨大敵，布置三道防線，重重設障，嚴加看守，真個是：插翅難飛。可是，“鎖身容易鎖心難”。蔣介石還缺乏唐僧製伏孫猴子的“緊箍咒”。要想鎖住這隻“東北虎”的勃勃雄心，讓它服服帖帖，徹底就範，單靠外麵層層設防是無濟於事的；還必須仿效王陽明的做法，亦即按照獨裁者的意誌去調教他、改造他，也就是“馴心”和“洗腦”。這就要靠讀書了，讀那些教人“明心見性”的古書。隻要設法導引他鑽進故紙堆中，沉潛於儒家的“四維、八德”，綱常倫理，縱令不能立刻收到“脫胎換骨”的神效，起碼也可以鈍化其鋒芒，銷磨其意誌，所謂“十年讀書，十年養氣”是也。用蔣介石的話說：就是“研性理之學，收調教之功”。
“同是天涯淪落人”
經過一番斟酌、考究，蔣介石首先為“拘管”中的張學良選定了明末清初的大學問家黃宗羲編撰的《明儒學案》。
這是一部關於明代諸儒的學術思想史，其學問根底蓋源於王陽明。全書六十二卷中，有二十六卷是有關“王學”及其流派的。裏麵有這樣的論述：“自姚江（王陽明為浙江餘姚人—引者注）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返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關於“致良知”，王陽明指出：“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再一個要點，就是“格物”。王陽明說：“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王陽明把“物”定義為“意之所在”，因而，格物就是格心，也就是“正念頭”。
蔣介石不枉推崇這位異代同鄉一回，現在，終於派上了用場。他要讓張學良通過研習王陽明的“心學”，使“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正其不正以歸於正”。期待著張學良也能像王陽明那樣，來一個“龍場悟道”，深諳格物致知、為善去惡之旨。
三年後，不知是否出於蔣介石的有意安排，張學良果真被押解到了貴州的龍場驛，同貶謫到此地的王陽明一樣，不多不少，在那裏也居留了三年時間。不過，“改造”的效果並不符合預想。原來，張學良自幼便養成一種內在的反叛精神：你要我如何如何，我偏不聽那一套，偏要隨心所欲，另起爐灶。何況，在被拘管之前，他就已經形成了定見：“儒家思想落伍。那是做官的哲學，我看不起。”現在所接觸的，偏偏又是那一套滿含教訓意味的“老鴉聲調”，所以，很自然地產生了一種排拒心理。
加之，對於王陽明一派的“心外無物，心外無事”的言說，他也很不以為然。《傳習錄》中有這樣的記載：
（陽明）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雲：“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張學良從生活實際出發，認為這種說法毫無道理。他說：
因我心不動，可是風和幡仍在動。風動，幡動，如我心不動，則與我無關。我不看花，花仍在獨立開放，可是我不來看，花與我何關？
不過，張學良也並沒有“因言廢人”。王陽明的學說，他不表讚同；但對其為人還是很欣賞的。《明史》中說，王陽明剛毅正直，“以直節著”。由於他仗義執言，不但忤犯了大太監劉瑾，還觸怒了至高無上的正德皇帝，結果被貶謫為貴州龍場驛丞。“同是天涯淪落人”，他與王陽明有心誌融合、情感互通之處。在龍場驛，他就住在陽明祠正殿旁的廂房裏。每次出門都能看到祠門兩側的石刻對聯：
三載棲遲，洞古山深含至樂；
一宵覺悟，文經武緯是全才。
對於這裏的”至樂”和“全才”，他漸有體悟，心為所動。
王陽明遭貶之後，倉皇離京南下，劉瑾曾委派爪牙尾隨在他的後麵，準備暗中加以謀害。被他及時察覺，遂巧施脫身之計，把衣衫和鞋襪丟在錢塘江邊，並附絕命詩一首，然後，迅即搭乘商船疾駛舟山。誰知，這場人為的驚險剛剛躲過，便又遭遇到大自然的意外波折，海上突然刮起大風，商船劇烈地顛簸，生命危在旦夕。他鎮靜自若，處變不驚，從容寫就了一首《泛海》七言絕句：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裏，月明飛錫下天風。
孤舟一葉，闖蕩汪洋，險則險矣；他卻視同浮雲掠過太空，安危、禍福完全置之度外。想象自己如同一位天外遊僧，月明之夜，手提禪杖，足踏罡風，乘著萬裏洪濤，飄搖自在，任意遨遊。思通萬裏，胸開三界，詩中充滿了禪機理趣。即使是麵對謫戍荒邊的苦難生涯，他也絕不心灰氣餒，而是泰然處之，從容應對，終日不改其樂。
這對於同樣處在患難境遇中的張學良，未始不是有力的現身說法。而王陽明“文經武緯”的“全才”，更為他所心儀。《明史》本傳中記載：“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這也引起了張學良的興趣。因為他在這個時期還滿懷著熱切的渴望，期待著有一天，能夠施展他的宏偉抱負，馳騁抗日疆場，得償殺敵報國的夙願。
同是三十七歲
曆史是現實的一麵鏡子。讀史，麵對的是古人，可是讀著讀著，卻也常常能夠照見自己的身影。在讀明史過程中，張學良時常出現這種感覺。
這一天，他在書本上同楊升庵打了照麵。楊老先生比王陽明晚出生十六年，兩人基本上屬於同一時代，但其學術思想、政治觀點卻有很大的歧異。楊曾批評王的“心學”虛言無實，“使人領會於涉茫恍惚之間而不可著摸”。當然，二人也有相通之處，就是具有類似的剛直性格和慘痛遭遇。兩人都因為剛正不阿，不畏權貴，而遭到貶謫、流放，又都在遼遠的邊陲，一為貴州，一為雲南。不過，就苦難程度來說，楊升庵要大大超過王陽明，他活了七十二歲，竟有一半時間是在蠻荒謫戍中度過的。昔日的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的榮華富貴，瞬間化為烏有，由顯宦的峰巔跌入刑徒的穀底。這種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對於他的打擊，無疑是致命性的。張學良讀書至此，頓起異代同懷之感。
讀著讀著，張學良又進一步發現：原來，王陽明與楊升庵遭貶之時，都是三十七歲。三十七歲！！！這回他可大為驚駭了：“我不也是三十七歲遭到拘禁的嗎？”—真是“無巧不成書”！“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三個貶謫的刑徒，相隔了四百年，竟會有如此驚人的巧合！
不僅此也。他和楊升庵，都是出身官宦之家，都屬豪門公子；都是少年得誌，一為三軍統帥，一為文場狀元；遭貶之前，都曾大紅大紫，名震神州；都是因為開罪於一個最高獨裁者，而遭到殘酷報複，終身監禁。
楊升庵的父親官運亨通，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當了十八年宰輔。他自己二十四歲中了狀元，爾後，任翰林院修撰和經筵講官，達十二年之久。早期仕途上，飛黃騰達，春風得意。後來，明武宗縱欲亡身，沒有子嗣，遵照《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之禮，由同輩中的一個庶兄弟繼承了大統，是為世宗嘉靖皇帝。古禮：“為人後者為人子。”非嫡係之宗藩入繼大統，即為前任君主之後嗣，不再做親生父親的兒子。而嘉靖皇帝為了提高其本宗地位，偏要否定這種禮製，追尊其生父為興獻皇帝。這樣，就在朝廷內部掀起了一場“承認皇統”還是“尊奉家係”的所謂“議大禮”的激烈紛爭。楊升庵心驕氣盛，直接站在皇帝的對立麵，堅持要皇帝以武宗之父孝宗為父考，而稱其生父興獻王為叔父；並集眾請願，慷慨陳詞：“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嗣複聯結群臣，撞撼宮門，大哭大鬧，聲徹殿廷。因而重重地激怒了嘉靖皇帝。十天內，兩施杖刑，死而複蘇之後，又把他流放到雲南永昌衛，永遠充軍，發誓有他在位，“楊升庵永不敘用”；而嘉靖皇帝在位長達四十五年，這樣，楊升庵一直到死也未能回朝任職，直到新的皇帝登極，大赦獲罪諸臣，他才得以複官，無奈已經做鬼七年之久了。
這使人聯想到張學良。蔣介石彌留之際，還叮囑兒子：“不能放虎。”結果，直到蔣經國也撒手西去了，張學良仍然沒有活動自由。
同張學良一樣，楊升庵的情感世界也是很豐富的，在苦難的生涯中，他們都有幸擁有十分愜意的愛情。楊升庵的妻子黃娥，也像於鳳至一樣，賢慧、多情、才華橫溢。於鳳至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黃娥則擅長吟詩作賦，是明代一位出色的女詩人。她們早年都曾同丈夫鶼鰈相親，歡同魚水，後來同樣經曆了慘痛的生離死別。於夫人與張將軍長別半個世紀，最後形單影隻，葬身異域；黃夫人與楊狀元長別三十個春秋，獨自埋骨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