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節到了，在當時物品匱乏、米珠薪桂的境況下，宋美齡惦記著困處山中的張學良，派人從台北送過來許多年貨，使張學良極為感動。他得悉宋美齡熱心繪事，愛好書法，便從積年珍藏的文物中，挑選幾樣名家書畫作為回贈。其中有一幅蘇東坡的手卷《少年遊》真跡，這是他早年以重金購入的，多年流離轉徙，始終珍藏在身邊，視同拱璧，輕易不肯示人。他覺得，唯有這件珍品，才足以表達他的濃情盛意。宋美齡在回信中說：
漢卿，得照片與手卷極美，多謝！早當致意，唯兩年來苦於支氣管炎，不便作書，目前始漸愈。
《生活》擬刊一文，附餘畫作照片，出刊後當寄奉一本。餘習石濤、沈石田甚勤，以餘師謂餘筆法風格近此兩家之故。然台島難得真跡親炙，盡力而已。
農曆二月十二，宋美齡生日時，張學良寄去了賀壽函，聽說她身體欠佳，特意問候。並從當地人手中購買了以原始方式織染的布料作為壽禮送去。不久，即收到宋美齡的回信：“非常感謝你記得我的生日，你送給我當地（高山族）生產的布料，很可愛，我特別喜歡其親和的顏色。”
1954年，備受“神經性皮炎”困擾的宋美齡再度赴美就醫。返回台北後，立即寫信給張學良：
我前兩天剛回台北在舊金山見到鳳姐姐，她到醫院來看我，次日我們一起吃晚飯。她能說英語，而且，她看來比我十年前見她時還要年輕十歲，我既驚訝，又高興。她看起來很快樂，而且心神非常寧靜，但她非常想念你。
宋美齡給張學良帶來了收音機。當時台灣竹東山區物質條件很差，交通閉塞，尚不通電，與外界聯係絕少。有時收到國外友人贈送的小型電器，張學良戲稱之為“廢物”。為此，宋美齡特意交代：“我已裝了電池，你打開就能收聽。我希望它帶給你樂趣。”
1957年7月14日，宋美齡又托人給張學良帶來一盞台燈，信中說：
漢卿：近聞你患嚴重眼疾，寄美國台燈一盞，此燈不拘位置、角度，極為方便，餘在美用之，甚感滿意，另奉上舊金山糖果名產些許。另附漢卿家書數劄。閱後，可將回信托信使帶回，以便轉達。
1958年5月17日，宋美齡突然來到西子灣張學良住所，使主人大感意外，措手不及。急忙偕趙四小姐與之相見，這是宋、趙兩人第一次見麵。寒暄過後，宋美齡巡視了各個房間，送了些糖果與鮮花。並告訴張學良，近日她將有美國之行，可抓緊寫封家信，由她給帶過去。
這年7月，張學良在日記中記載：21日上午，與宋美齡的秘書等商談他在美的錢款事。25日上午9時，宋美齡派車將他接到陽明山士林官邸，兩人做了一次長談。分手前，宋美齡久久地注視著他，好一陣才說：“你的問題，時間還要久哪！要有忍耐，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最讓張學良感動的是，1959年12月24日，宋美齡派人送來了一棵聖誕樹，還有張學良家人的信劄和照片。來人說，蔣夫人限時限刻，讓給送過來，為的是讓張先生能在聖誕節看到家人的來信，享受到節日的歡樂氣氛。為了讓這深厚的友情永遠留存在記憶裏，張學良在這令人難忘的時刻，坐在聖誕樹前，讓趙一荻為他拍了張照片。
1960年1月17日，宋美齡借陪同南越“總統”吳庭豔來高雄參觀之機，到西子灣張學良家中探望，出於關切，同他商量了張在美國的存款如何管理，有關趙四小姐與於鳳至問題等幾件家事。
同年4月5日，張學良得知將要遷居台北，日記中特意注明：“係蔣夫人的意思”。
遷到台北之後，相距很近了，宋美齡不時派秘書送來水果、雜誌等各類物品。
從張的5月30日日記中得知，這天下午4點，宋美齡再次過訪，事先並未通報，張“倉皇出迎”、“夫人再三詢問寓所如何，並至臥室小坐”。主要事項，是要他到她的“私人禮拜堂去做禮拜”，Edith（趙一荻）不必隨行，可到另一所禮拜堂去。
6月5日，按照宋美齡的安排，張學良開始到士林禮拜堂去做禮拜。他悄悄地坐在最後一排，見眾多國民黨元老等上層人士早已坐定，一俟蔣、宋到後，牧師即開始布道。張在日記中寫道：“11點30分許，禮拜畢，總統返出時，夫人特向餘個人握手，使得眾人注目。”蔣夫人的這一舉動，實在出人意外；而消失在人們視線之外幾十年的張學良的偶然露麵，更是令人驚訝。“人生不相見”，“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於是，張群、何應欽等黨政要人也都上前問候；有的老朋友通報了名字，可是，張學良仔細端詳，竟不認識，“再一細看，驚已改容，非言不識矣”。這是宋美齡精心策劃、刻意安排的一個場麵。她以握手問候方式，進行暗示，巧妙地讓張學良在公眾場合亮相。張在日記中寫道：“夫人深情”，“使我沒齒難忘。”
又過了二十幾天，宋美齡派秘書接張學良到陽明山官邸，告訴他：可以自選一塊地方，自己建房。張學良有意在陽明山一帶居住；宋的看法是，這裏“太潮濕，宜夏不宜冬，應該另選他地”。這樣，張學良便選定了北投複興岡。
期間，宋美齡給予張學良影響最大的，是引導他信奉了基督教。1994年，張學良在《我信基督教的經過》一文中，就此做了回憶：
我年輕的時候，在奉天常到基督教青年會打球，在那裏認識了不少的基督徒。有時候我到那裏聽演講。無形中，我也對基督教有了好感。後來因為我進奉天講武堂，畢業以後到軍隊裏做事，就很少跟基督徒來往。到了台灣後，我感覺到需要有一個信仰，那時候情報局派到我們那裏負責的人是佛教徒，他就跟我談佛教，也為我安排去見在新竹的幾位佛教法師。我同他們談了幾次，也買了許多佛教的書來研究，一直到我們搬到高雄要塞。有一天，蔣夫人來訪，她問我看些甚麼書，我告訴她我正在研究佛學。她就說：“漢卿，你又走錯了路。你也許認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國許多有名望、偉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難道他們都是很愚蠢的人嗎？”她說她希望我也研究基督教。
爾後，宋美齡便為張學良請了三位教師，給他講授英文、講解《聖經》。宋美齡希望他通過信教，“搖首出紅塵”，取得心定神安，擺脫政治上的糾葛，排遣掉心中的憤懣不平。這樣，他就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趙四小姐也跟著他一起信奉了基督教，並最終促成了兩人的正式結婚。
2001年10月，張學良在夏威夷仙逝。消息傳到紐約，宋美齡憶起兩人長達七十餘載的深情厚誼，感到無限的悲痛。經過多時的靜默，她特意委托辜振甫（曾做過蔣介石的日文翻譯）及夫人嚴倬雲專程趕赴夏威夷，代表她參加張學良的追思禮拜與公祭。追悼會上，辜氏夫婦將一束署有“蔣宋美齡”的十字架鮮花，置於張學良靈前。
“良”言
張學良說：“隻要夫人活著，我就要把秘密守住。”
張學良堅持要到2002年以後，再向外公布“口述曆史”及西安事變有關資料；還曾對日本NHK電視台記者說：“不要采訪西安事變，我不想談，說了會傷害某個人。”
我們可以猜測：張學良唯恐傷害的“某個人”究竟是誰？既然與西安事變有關，那我們不妨用“排除法”一一進行過濾：西安事變主要當事人中，不過五六位。其中，蔣介石、宋子文早已故去，周恩來、楊虎城也都做古了，當時仍然在世的，隻剩下他和宋美齡兩個人。顯然，這個人非宋美齡莫屬。據張學良預測，他自己活不過2002年；宋美齡大他三歲，估計到2002年，恐怕也就不在了。那麼，為什麼他在這裏偏要“賣關子”，隻說“某個人”而不直接點出來？用意也許在於，直接挑明了，本身就是一種傷害。
唐德剛教授認為，張學良有意維護對他極好的宋美齡，怕有些話說出來，會使蔣夫人受窘為難。可是，如果按過去大家所知道的，似乎也沒有什麼內容可以談到“傷害她”。由此我們推測，當年的“協議“中，大概還有未曾公開的東西。聯係西安事變當時政治、軍事的實際，人們猜測，可能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當時蔣曾經許諾，回南京後，任命張學良為全國抗戰副總司令；再就是，改組南京軍政班底，比如，撤換親日派何應欽等。這些，作為必要的條件，是由宋氏兄妹當場擔保之後，才做出釋放蔣介石的決定的。而且，為了給蔣介石壯聲色、留顏麵，也是由宋美齡出麵動員張學良才親自陪送的，並且做出莊重承諾，確保去了之後如期返回。
可是，蔣介石卻翻臉不認人，不但所答應下來的條件一一反悔，說了不算數；而且，一巴掌把張學良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對此，宋美齡自然深感愧疚；而張學良將軍卻抱著感恩思想，講道義，重然諾，設身處地，體諒宋美齡的難處，始終不願翻出舊賬，以免傷害了她。張學良曾經說過，在他的生命中，有兩個女人對他恩重如山，一個是無怨無悔地陪伴他七十二載的趙四小姐，另一個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蔣夫人宋美齡。即此，也足能看出張學良的守信重義，寬以待人。
在我們號稱“禮義之邦”的泱泱華夏，自古就流傳下來“掛劍空壟”、“一諾千金”的美談。春秋時期，吳國的季劄北行出使，路經徐國，拜見了徐君，徐君很喜歡季劄所佩的寶劍，可是不好意思說出來。季劄看出了徐君的心思，但是，銜命出使，代表國家，不能不佩帶寶劍，因此未能即刻脫手相贈。等到他出使回來，再次途經徐國，馬上想到要把寶劍贈與徐君。沒料到，徐君已經去世了，感傷之餘，季劄便把寶劍掛在徐君墓前的樹上，然後，才安心地離開。隨從人員不解地問：“徐君已經死了，為什麼還要掛劍空壟呢？”季劄說：“話不能這麼講，當初我已經心裏答應送給他了，不能因為他不在了，便違背了自己的本意。”至於“得黃金百金，不如季布一諾”的故實，則是發生在漢代的事情。總之，都是遠哉遙遙的陳年舊話了。
及至近代，世道澆漓，人情薄如紙，早都把這些老古董拋到了九霄雲外。莫說是心中的暗許，即便是“紅口白牙”當麵承諾的事，到頭來，都一股腦兒丟在陰山背後。蔣介石此其尤者。當然，這也是古已有之的。什麼“剖符作誓，鐵券丹書”，什麼“金匱石言，藏之宗廟”，到頭來一概都不管用，照樣是說關就關，說砍就砍，毫無信諾可言。正因為這樣，今天記下那些“良”言“美”語，還是不無警示與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