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引路人
“平時不下淚，於此泣無窮。”周恩來和張學良都是意誌力極為堅強的人，是中外聞名的硬漢子。可是，為了張學良的被難，周恩來竟先後三次在大庭廣眾之中痛哭流涕；而羈身孤島、淪為階下囚的張學良，也以同樣真情灼灼的淚水與之對接，從而彙成一股連接兩岸、綿延不絕的情感渦流。
張學良把結識周恩來引為終生幸事。據畢萬聞《周恩來與幽禁中的張學良》一文中記載，西安會麵之後，張學良對周恩來一直感念不忘。1937年2月17日，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受顧祝同的派遣，到溪口拜見張學良。張學良聽了何柱國等人的彙報之後，公開地給楊虎城、於學忠各寫了一封信，表示凡有利於國者，一切都無足顧惜，囑告東北軍將士和衷共濟，“以期在抗日戰場上，顯我身手”。並要何柱國暗中轉告部下：“我為國家犧牲了一切，交了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這個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來。除了寫給楊、於的兩封信之外，張學良還背著看守，給周恩來寫了一封親筆信，要何柱國秘密轉交。不久，周恩來就收到了此信。主要內容如下：
柱國兄來談，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綏此危局，猶對東北同人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同人種種舉措，使人更加欽佩。弟目下（閑）居讀書，一切甚得，請勿遠念。凡有利於國者，弟一本初衷，決不顧及個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並請代為向諸同人致敬意。
信中“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綏此危局，猶對東北同人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同人種種舉措，使人更加欽佩”這番話，概括了周恩來在此一階段卓絕艱苦、冒險犯難，對東北軍所做的全部工作。周恩來後來曾說：“在西安混亂的兩個月中，說服東北軍的工作，比張學良在西安時困難百倍。”這一切，張學良聞知之後，甚為感動，因而寫了這封密信，對周恩來的“大無畏精神”深表敬意，對紅軍的“種種舉措”表示感佩。
因為顧及張學良的人身安全，周恩來與何柱國從未對外披露過這封信。
1946年4月19日，周恩來又收到監禁中的張學良從貴州桐梓縣天門洞捎來的一封親筆信：
別來十年，時為想念，（兄）當有同感。現日寇已經驅出，實最快心之事。爾來兄又奔走國事，再做紅娘。願天相早成佳果，此良所視想也。近日友人慘死，數難聞之，為之一痛，隻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餘不盡言。
信，前無稱謂，後無落款，當是彼時險惡的處境使然。據有關學者考證，此信應為前往貴州探視的東北元老莫德惠帶往重慶交給周恩來的。
張學良說過，他的一生，他的祖國，幾乎被日本給毀了。他之所以發動西安事變，根本目的就是抗日。所以，信中說：“現日寇已經驅出，實最快心之事。”鑒於周恩來抗戰後在重慶重開國共和談，因而有“奔走國事，再做紅娘”之說。在張學良看來，“周恩來是極有才能、大膽的人”，對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釋放蔣介石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戰勝利後，他祝願周恩來在國共和談中“早成佳果”，使國家走上和平統一的富強之路。至於信中所謂“近日友人慘死”，有關學者分析，當是指“四八慘案”中王若飛、葉挺等所乘飛機在黑茶山遇難一事。“數難聞之”，可能說的是發生在年初的重慶“白滄堂事件”、“較場口事件”。
出於同樣考慮，此信也一直沒有公開。
鬥爭經驗極為豐富的周恩來深知，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對張、楊極為忌恨，楊虎城一家四口慘遭殺害，就是明證。在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周恩來擔心大陸方麵對張學良過於直白的關懷和讚譽，會刺激蔣介石脆弱而敏感的神經，致使張學良的處境更加險惡。因此，曾多次囑告有關部門，所有涉及張學良的宣傳、報道，都要嚴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顧及其人身安全。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蔣介石已經身染沉屙，想趁機發動輿論攻勢，要求恢複張學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總理得知後，在熱情稱讚這種伸張正義的行為的同時，耐心勸阻他們暫時不要這樣做。周總理說，蔣介石還沒有去世，但他對張學良的忌恨已經淡化了。你們這麼一呼籲，戳痛了蔣介石的瘡疤，可能會刺激他重演西太後的故伎，在自己臨死前，對張學良先下毒手。
張學良憤慨於蔣介石背信棄義、踐踏承諾，十年監禁使他吃盡了苦頭；他自然渴望著盡早擺脫羅網，恢複自由，可說是朝思暮想，夢寐以求。這個機會終於出現了。1946年秋，蔣介石迫於各界人士呼籲釋放張學良的強大輿論壓力，派人前往貴州桐梓，同張學良“談判”解禁條件。首要一條，就是公開承認，他聯合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是上了共產黨的當，中了周恩來的圈套，現在，迷途知返，痛悔莫及。麵對這場嚴峻的考驗，張學良大義凜然，堅定認為，盡管獲得自由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但決不能以說假話、出賣靈魂、褻瀆感情為代價。他當即對前來做說服工作的人士說：
西安兵諫，事前我沒有同共產黨做過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沒有人事前向他們通風報信。兵諫後，我提出的條件，委員長不答應，南京方麵企圖搞混水，大兵壓境，親日派蠢蠢欲動，東北軍內少壯派要殺蔣的情緒也已經點燃，一時劍拔弩張，西安形勢極為危急，有違我發動兵諫的目的。在這樣情勢下，我彷徨束手，問策無人，才電請周恩來到西安來，參與對事變的解決，為的是實現聯共促蔣抗日，拯救民族滅亡的危機。
又不是他們攛掇我捉的委員長，這怎麼能說我是上了共產黨的當呢？隻能說在抗日的問題上，在不打內戰的問題上，我與共產黨取一致的立場，這也是中國人應持的愛國立場，這怎麼能說我中了周恩來的圈套呢？我這個人可能什麼都不好，但有一條，我不撒謊，不做對曆史不負責任的事。如果為了換得自由，我就那麼說，那我還是張學良麼？
當然，張學良自己也承認，他之所以對周恩來終生感念，首先是他把周恩來作為“政治引路人”看待，認為周恩來是他長達半個世紀幽禁生涯中一盞閃亮在心中的希望之燈。1976年1月，當他聽到周恩來在京逝世的噩耗，累日傷懷痛悼，萬分難過。他含著淚水對夫人趙一荻說：“中國失去了一位傳誦千古的偉人，我失去了一位終身難忘的故友。”後來，在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先生交談中，他又提到：“聽人告訴我，周先生重病在身，得知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險，還讓他身邊的人查明情況，看能不能為我做點什麼。這樣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幾人？”鄧穎超病逝時，已經身在美國的張學良，特意委托在香港的侄女前往北京，替他和夫人送上一個花圈，擺放在鄧穎超的靈前。他極為珍視同周恩來夫婦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直到生命的結束。
這裏有一個細節。美籍華裔學者、《張學良探微》一書作者張之宇，在整理《張學良日記》過程中，注意到這樣一條記載：
1937年12月4日
同劉、許等乘自行車赴安源，行約15裏，抵礦區，遇該礦工程師張某，係營口人，比（利時）國留學生，導餘等入礦洞參觀。歸來已黃昏。
張之宇好奇地問：“張先生，您怎麼對礦井這樣有興趣，還專程去探訪？”張學良告訴她：“周恩來年輕時在國外留學，曾在井下當過礦工。所以，我也想體驗一下礦井的生活。”
“您怎麼知道的，周恩來當過礦工？”張女士驚異地問。
“斯諾的書上寫的。”張學良回答，書上說：“周恩來在巴黎默默無聞，是個窮困的中國人，當過礦工和侍者等臨時工，隻有在無產階級當中受到歡迎。”
說著，張學良長歎一聲：“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見周先生一麵，可是沒有實現。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沒能再見到周恩來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終身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