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日傍晚，周恩來一到，張學良立即熱情地將他迎入公館，然後促膝長談，直到深夜。張向周介紹了有關情況，並談了對蔣介石的想法後，征詢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闡述了中共對西安事變的性質、前途的看法和處理方針。指出：西安事變是震驚中外的大事件，但它跟革命戰爭與群眾暴動不同，它是趁蔣氏來西安視察，采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做法捉拿了他，這不免帶有一點軍事陰謀的性質。把蔣捉住了，並不等於勝利；華清池扣蔣，既不同於十月革命中生擒沙皇尼古拉，也不同於滑鐵盧戰役後活捉拿破侖。因為蔣的政權沒有被破壞，他的軍事力量還原封未動，西安與南京已處於對立的地位。因此，對蔣的處置要十分慎重。
周恩來同意張學良的分析，根據國內外形勢判斷，蔣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時指出，西北的“三位一體”將是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
周恩來接著談了西安事變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一個是好，一個是壞。如果能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本滅亡，這樣就會使中國的前途變好；如果宣布他的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後把他殺掉，這樣不僅不能停止內戰，還會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不僅不能抗日，而且還會給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提供條件，這樣就會使中國的前途變得更壞。我們要共同努力爭取好的前途，力爭說服蔣介石，隻要他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釋放他回去。還擁護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這有利於發動全麵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
張學良認為，中共關於西安事變的分析、判斷，以及處置這一重大事件的構想，與他的觀點、主張不謀而合；特別是對於共產黨從全局利益出發，捐棄前嫌，深明大義的胸懷與立場，感到由衷的欽佩；而周恩來的高瞻遠矚，洞悉全局，過人識見，超凡氣度，尤其令他極表敬服。在此後的八天時間裏，周恩來一直同他合作共事，精於籌劃，巧於斡旋，使他感到有了主心骨，有了幫手，大大地增強了信心。
此後便是長別，他們再也沒有見麵機會了。古人論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話，用以表明朋友間的暫時歡聚；周、張的幾番密晤，也隻是“十日緣”—其實，滿打滿算，不過是八天加上兩個夜晚—卻建立了曆數十年不變的深厚友誼。
“我的眼淚是代表黨的”
世人結交，多種多樣。有總角相識，友誼深結，始終堅守不渝的故舊之交；有相逢於危難之中，共濟時艱，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許的患難之交或生死之交；有誌同道合、情趣相投、聲應氣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風慕義、精神上相互信賴、相互砥礪、事業上相互支持的道義之交；當然也有趨炎附勢，私利交接，彼此互為利用，勢衰而交絕、利盡而情疏的勢利之交或市井之交。
周恩來與張學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難之交與道義之交的共同特色。他們年歲相若，而出身、閱曆、教養和成長的政治環境，則迥然不同，尤其是兩人的個性、氣質乃至處世方式差異很大，一為沉穩內斂，務實縝密，立身謹嚴、端莊、肅穆，不苟言笑；一為狂放不拘，任情適性，詼諧、幽默，無所顧忌，隨意性很大，有時感情用事。但是，由於為人正直真誠，重義守信，顧全大局，富有政治遠見等共同基點，使這兩位時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見如故，在國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義之上，泯除了出身、個性方麵的差異，結為至交、摯友，情深義重，終始如一。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被周恩來譽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張學良將軍，在接見祖國大陸《百年恩來》專題藝術片的攝製組時，盛情讚佩周恩來，說：“他是我認識的共產黨最偉大的人物。中國我隻佩服幾個人，周恩來是第一個”。
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問時，張學良說：“我和周恩來能夠相互理解。他反應很快，對情況的判斷很準確，說話一針見血，不用對方多說話，就能準確地抓住要害，是個見識很廣的人。我和周恩來雖然初次見麵，卻像老朋友一樣，披肝瀝膽，一見如故。”
顯然，在他的心目中，周恩來屬於聖人所說的直友、諒友、諍友。剛一見麵，周恩來就毫不客氣地說：“張將軍既是集家仇國難於一身，也是集毀譽於一身的。您處心積慮，要雪國恥、報家仇，隻是可惜，您把路走錯了！”“您要走抗日救國之路，就一定要走依靠人民群眾的路線。”這番洞穿實質、直戳要害的諫言，對於彷徨無計、四麵受蹙的張學良來說，不啻醍醐灌頂，當頭棒喝。
而當得知張學良要親自送蔣回寧時，周恩來立即趕往機場，想要勸阻這一莽撞行動；無奈，待他趕到時，飛機已經騰空而去。雲天遙望，周恩來悵憾良久，慨然地說：“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太深了，他不但要‘擺隊送天霸’，而且還要‘負荊請罪’哩！看來，感情用事，總是要吃虧的。”後來，周恩來每當談及此事，總是連聲自責，痛悔自己“沒有保護好漢卿先生”。
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周恩來說：“在剛才這幾分鍾的靜默中，我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們在這裏談團結，這個人對團結的貢獻最大，這個人就是促成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張漢卿先生。我們懷念他，誠懇地希望他能早日獲得自由。”
同年12月，延安各界紀念西安事變十周年，周恩來在大會講話中指出：“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一年多了，然而張、楊兩將軍卻被蔣介石幽禁了十年。這段公案，人民會起來給以正當的裁判。也隻有人民，才會真正堅持釋放張、楊。那些擔保張、楊無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們，卻早已忘恩負義，食言而肥。在紀念“雙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們要求立即釋放張、楊兩將軍，他們是有大功於抗戰事業的。”
1961年，在西安事變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周恩來在講話中高度肯定了事變的重大意義，並對張、楊兩將軍表達了深摯的懷念之情。張學良的四弟、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在給周恩來總理敬酒時，感情衝動，泣不成聲。周總理也流下了熱淚，他深情地對大家說：“我的眼淚是代表黨的，不是我個人的。二十五年了，楊先生犧牲了一家四口，張先生還囚禁在台灣，沒有自由，想起他們，怎能不落淚呢？”
他不放棄任何機會，始終不遺餘力地設法營救身陷囹圄的張學良，密切關注著他的安全與健康；不止一次地對來自台灣的朋友說：“如果張將軍的生命有個一差二錯，我們就不好見麵，不好說話了。”1958年12月，周總理聽說西安事變中的擔保人、已經定居美國的宋子文來到了香港，便托人代為傳話，敦促宋子文為釋放張學良做出努力。宋子文很不好意思，回話說，當時確有三條保證，停止內戰、對日抗戰這兩條已經兌現了，至於確保張、楊兩將軍的安全這一條，“請轉告周恩來先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實在無能為力，請予諒解。”
四十年間，周恩來無論是置身龍潭虎穴，談判桌前折衝樽俎，還是戎馬倥傯、輾轉征途；抑或是執掌銓衡，日理萬機；直至纏綿病榻，備受疾病熬煎，日夜與死神搏鬥—不管處於何種境況之下，總是時刻記懷著這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每當談到張學良將軍時，他都是一改平素端莊整肅的常態，情緒非常激動，多次淚流滿麵。
不僅對張學良本人，連他在大陸的親屬，周總理也關懷備至。母親死時，張學良年僅十二歲，胞姐首芳長他三歲，擔負起照顧弟弟的責任。因此，姐弟二人感情甚篤。首芳後來嫁給了黑龍江督軍的兒子，父親張作霖死後，便被丈夫遺棄了，從此她情懷蕭索，鬱鬱寡歡；西安事變之前，她一直跟隨著張學良馳驅南北，顛沛流離；新中國成立後，張首芳定居北京，由於沒有經濟來源，生活出現困難。周總理得知後，特意為她調配了一處住房，並給她發放定期補助，保證其安度晚年。
長時期以來，周恩來總想給失去聯係多年的張學良寫一封信。隻是，海峽兩岸一水遙隔，要把信傳遞到受到嚴密控製的張學良手裏，又不致給他帶來危害，確是難乎其難。光是選擇遞信人，就大費周章。據張學良研究專家竇應泰考證，周總理寫好了信之後，中央有關部門找到了定居香港的朱湄筠女士。她在台灣有許多親友，本人又對祖國大陸情感深厚，特別是父親朱啟鈐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總理和中央政府的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士當即答應，要親自出麵轉交密信。她於1962年4月到了台灣，一直等到10月10日才找到了機會。這天，張學良參加一項公開活動，她通過早年相識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層的信轉交到張學良手裏。老將軍拆開這封天外奇函，看到信箋上赫然寫著十六個字：“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從飛揚、凝重的筆跡和情真意切、文采斑斕的辭語上，辨識出這是出自周公之手。他為在北京的老朋友並沒有忘記他，為這厚意深藏、一往情深的話語，為老朋友時刻以他的安全為重的周到細心、關懷備至而深深感動，頓時熱血奔騰，潸然淚下。